1969年，“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要求拆掉毛主席像章，可遭到大家反对，想不到，周总理却说道：“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凝视] 1969年10月的北京，秋风萧瑟，航天城的工厂里灯火通明，技术人员正在为“东方红一号”进行最后的质量检测，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个险些让发射计划泡汤的大问题。 检测结果显示，卫星总重量达到173公斤，比设计指标160公斤整整超出了13公斤，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却足以让所有人心跳加速。 当时的长征一号火箭运载能力极其有限，每增加一公斤都可能成为压垮发射任务的最后一根稻草。 孙家栋作为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技术团队展开地毯式排查，经过72小时连续工作，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根据《中国航天报》后来披露的工作日志，超重的主要原因令所有人始料未及。 卫星上安装的各类像章、标语牌等附加物总重量达到9.8公斤，占超重部分的75%，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每个参与研制的单位都在卫星上安装了纪念物，有些甚至直接镶嵌在关键部件上。 面对这个棘手的技术难题，孙家栋在1970年1月15日的技术协调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据参会人员戚发轫院士在央视纪录片中回忆，孙家栋明确表示必须遵循科学规律，优化卫星载荷配置。 这个提议在研制团队中引发了激烈争论，据《钱学森年谱》记载，部分政工干部提出了“政治符号不可动摇”的反对意见。 航天系统老干部王希季在回忆录中也证实，当时确实存在“政治与技术孰轻孰重”的激烈讨论。 争论的焦点很快传到了最高层，1970年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第六会议室主持召开专项会议，根据中央档案馆的会议纪要，孙家栋用30分钟详细汇报了超重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 周总理听完汇报后，环顾会议室四周，询问在场人员是否注意到人民大会堂内的装饰布置，据《人民日报》刊载的钱学森回忆文章记录，总理当时说道：“政治挂帅要讲科学，卫星发射是严肃的科学工程。” 这番话为技术决策扫清了政治障碍，研制团队随即制定了详细的减重方案：用轻质铝合金替代部分钢制部件，重新优化电缆布局，最关键的是按照科学需求调整载荷配置。 根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总结报告，最终的处理方案是保留舱内一枚具有纪念意义的像章，拆除外部所有装饰件，这样既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的尊重，又确保了发射任务的科学性。 经过一个多月的技术改进，卫星重量成功控制在设计范围内，1970年4月24日晚上，减重后的“东方红一号”搭载长征一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 当《东方红》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的那一刻，所有的争论都烟消云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这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为后续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年后，已经白发苍苍的孙家栋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当时的压力确实很大，但科学就是科学，容不得半点妥协，周总理的明智决断让所有技术人员明白，真正的尊重是把事情做成。 这次超重危机也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据航天档案馆记载，事件过后，航天系统建立了更加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科学决策机制，为后续的神舟、嫦娥、天宫等重大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如今，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展厅，“东方红一号”的等比模型静静陈列在展台中央，解说员总会指着那个仅存的像章位置，向参观者讲述这段科学与信仰交织的珍贵历史。 在孙家栋的办公室里，墙上至今还挂着他与周总理的合影，这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那个特殊年代里一群科学家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伟大历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冷冰冰的数据和公式，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正是有了这样的科学态度，中国航天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信源： 科技日报——孙家栋：向周总理讲“难以启齿”的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开档案、新华社历史报道、《人民日报》、央视纪录片原始素材、航天系统出版的技术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