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大连陆军学院工作的王健林选择了转业。那年他三十出头，已经是团级干部。

转业命令下来那天，他把军装叠得方方正正，放进箱底。妻子林宁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她刚从市区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过来，手里提着一网兜苹果。

"安置到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健林说，语气平得像在念文件。

林宁把苹果搁在桌上："总算能天天见着了。"

两人分居已经好几年，部队在郊区，她在市里单位上班，一个月见不上几回面。

办公室在区政府三楼东头，朝北，冬天暖气不足。王健林每天第一个到，拎着暖水瓶去打热水。文件摞在旧写字台上，高的那叠是待办，矮的是已办。

他很快摸清了门道：哪个局分管什么事，谁和谁是一个路子，批文卡在哪个环节得去催。

同事老李爱抽烟，常凑过来递一根："王主任，以前扛枪的，坐这儿闷不闷？"

王健林接过烟，点上："事都一样，办就是了。"

1988年开春，区里开会通报区属一家住宅开发公司的情况：负债149万，职工好几个月没发工资，经理已经打了病休报告。会场里没人吭声。

散会后王健林去找区长。区长正在泡茶，茶叶梗浮在杯口。

"我去试试。"王健林说。

区长抬眼看他："那是个火坑。"

"知道。"

"办公室主任干得好好的。"

"嗯。"王健林顿了顿，"我算过，公司账面还有几处旧房产，抵押了能贷点款。职工工资得先解决，人不能散。"

区长把茶杯盖扣上，咔嗒一声："你要想清楚。去了，可没回头路。"

王健林没接话，等下文。

"行吧。"区长挥挥手，"手续我让人办。"

王健林从办公室出来，没回自己那儿，直接下了楼。他在街边公用电话亭投了硬币，打给一个转业后做生意的战友。

"老张，我王健林。借50万，利息按银行的算。"

电话那头骂了句粗话："你疯啦？拿什么还？"

"拿项目还。"王健林说，"半年，连本带利。"

挂了电话，他骑上那辆二八自行车往开发公司去。公司在胜利路一栋旧楼里，墙皮剥落，楼道黑乎乎的。推开办公室门，四五个人正围着炉子烤火，烟灰缸满了。

"我叫王健林，新来的经理。"他站定，"明天发工资。"

一个中年男人抬起头，手上还夹着烟卷："账上早空了。"

"我有办法。"王健林把公文包搁在缺角的桌子上，"谁管图纸？谁管施工？谁管材料？"

没人应声。

他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开始翻桌上堆着的文件。第一步是筹钱发工资，稳住人心。他找老战友和关系单位借款，又把公司仅有的几处旧房产抵押出去，总算凑够了拖欠的工资。

第二天召集全体职工开会，把公司的债务和资产情况一笔笔列出来，然后宣布：拖欠的工资三个月内补齐，但所有人必须动起来，有项目就得往上冲。

会后他带着技术员和施工队长去现场勘查之前停工的项目，能复工的马上复工，能转手的跟甲方重新谈判。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六点到工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

林宁给他留饭，热了又热，常常等他回来饭菜都干了。

王健林把自己的工资都垫进去了，又东拼西凑借了一圈。他要求每个项目都必须按期交付、保证质量，出了问题责任人直接扣奖金，执行起来没有半点含糊。

公司第一年就扭亏为盈，第二年开始承接市政工程和住宅开发。办公室从那栋旧楼搬到了新租的写字间，员工也从最初的四五个人增加到几十号人。

那时候王健林每天还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只不过手里拎的不再是暖水瓶，而是一摞图纸和合同。林宁偶尔过来送饭，看见他埋头在一堆文件里，也不多说话，放下饭盒就走。

后来有人问他，当初为什么敢接那个烂摊子？

王健林想了想："部队教会我一件事，就是再难的任务也得有人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