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末代皇妃收到溥仪的一封来信：我马上要结婚了，她该如何回复 “1962年4月16日，北京长春路16号，玉琴姐，信到了，说是溥仪写的。”年轻同事把淡黄色信封放到桌上后转身出了门，办公室又恢复了寂静。李玉琴捧着信封，纸张略带潮气，墨迹却分外清晰——“我已决定与护士李淑贤完婚，望你知悉。”短短一句，把她拉回了十九年前的宫墙深处。 窗外槐树抽新芽，李玉琴却停在原地良久。她当然早知溥仪获特赦后会再婚，但当“马上要结婚”五个字真正摆在眼前，心头还是一沉。不是酸楚，而是某种尘埃终落地的感觉：漫长的羁绊，终于彻底结束。那一刻，她突然想起1957年春自己独自敲开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那扇门时的踌躇——如果当年没有那份判决书，今天的信恐怕又是一重枷锁。 思绪跳回1943年盛夏。长春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的十四岁女生收到“明日去照相”的通知，她挑了最鲜艳的碎花上衣。没人告诉她，那张照片将被送到伪满皇宫，也没人告诉她，一个傀儡皇帝正挑选“年岁幼小、好训服”的新妃。她被选中，仅因“看上去单纯”。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只要功夫做得好，总能把她再训练回来。”这句话，李玉琴多年后才读到，读完只淡淡说了句：“他选的不是妻子，是工具。” 入宫不过三年，规矩却堆出一座山：不许替娘家托事；不许私存钱；不许说谎；一日三餐单独用膳。两人五六天见一次面，连“夫妻”二字都显得奢侈。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李玉琴被丢在吉林临江。那时她才十七岁，第一次体会到自由原来伴着惶恐：昔日的贵人，转眼成了手无寸铁的普通女孩。 幸运的是，她在八路军队伍里呆了半年。战士们端着大碗高粱米饭，笑着递给她：“贵人也得吃饭嘛。”这句玩笑令她放下了顾虑，也打开了心门。部队里的歌声、行军的脚步、夜校的油灯，让她明白世界早已换了天。一句句“同志”叫得响亮，她心里那个“皇妃”的影子便淡了。 1956年冬，她鼓足勇气递上离婚申请。改造所管教担心影响溥仪思想，劝她再等等。她笑着摇头：“等不起，也不想等。”最终，1957年5月20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宣判：“准予原告李玉琴与被告爱新觉罗·溥仪离婚。”判决书用黑色钢笔字写就，端端正正。她离开法院时天正下小雨，冷风钻进脖子，却觉得肩头空前轻松。 之后的日子并不轰轰烈烈。她在长春市图书馆做管理员，整理报刊、贴分类号，偶尔给读者推荐《资本论》或《红楼梦》。1958年，她与省广播电台的工程师黄先生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日子平淡，平淡却实在。她常想：若无那场离婚，自己的名字可能永远绑在末代皇帝的故事里，而今天，她只是图书馆的李阿姨。 再把目光移回1962年这封信。溥仪说自己遇到一位温和善良的护士，却担心出身问题。“门第观念仍萦绕他心。”李玉琴心中微叹，提笔回道：“不必计较家世，你要的是真诚与共担。”寥寥数语，没有怨，也无悲。她知道，这是对旧日全部情分最妥帖的告别。 信寄出半月，溥仪回条短笺：“承你鼓励，已定婚期，愿你安好。”事情就此画上句点。李玉琴把两封信一并放进抽屉，锁好，拿起文件夹去上班——还有三箱期刊等着录入卡片。午休时，同事问她吃什么，她笑答：“馒头就咸菜，挺香。”往事如影，却不再缠身。 1959至1988年，她先后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参与整理伪满史料。有人好奇她为什么愿意一次次讲述那段经历，她耸肩：“这是历史，也是警醒。”偶尔夜深，她会抚摸沙发扶手，自言自语：“我比婉容、文绣、谭玉龄都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新中国。”语气淡，却透着笃定。 2001年初秋，李玉琴病逝于长春，享年七十三岁。葬礼很简单，一束白菊，一支小提琴曲。朋友们悄声说：她不过想当个普通人，而她做到了。不得不说，这份“普通”，比帝王之家那些虚妄排场，更显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