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2年冬，陕北高原的寒风一如往常地凛冽，黄土坡上覆盖着薄雪，一切都显得安静而苍凉，那年，北京知青张援朝已经在延川县孙家沟插队四年了，他的棉袄早已磨破，鞋底缝了又补，但每日的生活仍照常进行，他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回到窑洞里，用煤油灯照明，记录工分、批注学习笔记，日子艰苦，却也充实。 他并不孤单，那批1969年从北京来的知青，和他一起乘坐绿皮火车，穿越千里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带着理想，也带着文化，他们是城市教育的产物，而村庄里，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特别是年轻女性，识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据当时延安统计，15到20岁的女性文盲率超过七成，张援朝很快意识到，除了劳动，他们还有另一项使命——带来知识。 扫盲班在村里悄然兴起，张援朝和其他知青一起，利用晚上时间在窑洞里教村民识字，他们用地上的木棍当笔，用废纸反复写字，内容从“人、大、土”这些基本汉字开始，慢慢扩展到简单的句子，村民们很认真，即便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仍然坚持来学习，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从未接触过文化，现在却对这些字句充满渴望。 陈春玲是其中最用功的一位，她不识字，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平日干重活不含糊，学习也格外刻苦，她开始时连“口”字都分不清，但不过几个月，已经能读报纸上的简短段落，她的进步让人惊讶，也给了张援朝极大的鼓励，他们不是老师和学生，更像是两个互相扶持的人，在土地与文字之间，共同寻找生活的意义。 1971年秋收后，村里缺记工员，这个岗位不仅有稳定的工分，还要负责记录生产队成员的劳动情况，过去都是由识字的男性担任，但这次，陈春玲被推荐了上去，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女记工员，从一个文盲姑娘变成了掌管笔墨的人，知青们为她骄傲，村里人也纷纷称赞她能干，这一变化，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文化启蒙最直观的成果。 整个延安地区，像陈春玲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知青们在各个村庄创办了超过12万所扫盲班，帮助150多万人脱离文盲状态，这些数字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一户家庭甚至一个村庄的命运改变，知识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穿越黄土高原，落在了每一个渴望改变的人身上。 可现实并不总是温情，1973年，国家开始酝酿让部分知青返城的政策，插队五年以上的知青，有机会通过招工、上学、参军等方式回到城市，消息一出，村里不少知青开始犹豫：是留下，还是回去？张援朝也陷入了思考，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父母在北京等着他，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至少稳定，如果在农村成家立业，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返城的机会。 知青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感情在长期相处中悄然生根，但很多知青不敢承诺未来，他们知道，婚姻意味着不仅仅是情感，更是一种选择，一种对命运的押注，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间，全国约有150万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有的是真情所至，有的则是因为责任、家庭或现实所迫，但这段关系多数并未善终，尤其在返城潮来临之后，很多婚姻以分离告终。 张援朝最终选择了回到北京，他通过推荐考试，进入了首钢工作，那时，他已经25岁，身边的很多知青同伴也陆续返城，孙家沟的生活留在了记忆里，那些夜晚的煤油灯光、冻得通红的手指和泥泞的小路，一一刻进了他的人生底色，他并没有忘记村庄，也没有忘记陈春玲，只是命运的路口，他选择了另一条方向。 而陈春玲的生活也继续向前，1975年，她被推荐到县里的师范学校学习，后来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的识字能力、记工经验以及知青们留下的影响，成为她走出村庄的资本，她没有离开家乡，却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教出的学生，后来也有走出延安的，有的成了干部，有的成了企业家，她像一颗种子，在黄土地上发芽，又将更多种子洒向了远方。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孙家沟如今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村里通上了柏油路，家家户户盖起了砖瓦房，政府的苹果种植项目让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一万元，教育也不再是奢侈品，孩子们可以上学，有的还考上了大学，曾经需要煤油灯和口头传授的扫盲课，如今已变成了课堂上标准化的课程。 张援朝在2019年重阳节回到孙家沟，他站在已经翻修过的村委会前，看着村民递来的那张1972年的老照片，照片上那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笑得灿烂，他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那笑容像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应，也像是对未来生活的祝福。 信息来源：《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