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男子身为高管，每月工资62026元，他带领女下属出差，借着醉酒，让女同事送他回酒店，一到房间，他就抱住女下属，还想亲吻他，女下属拼命抗拒，找借口逃跑，第2天女下属就是向公司举报他，他被开除了，他竟然说，这不至于，他是喝多了，女同事送他回酒店，他以为对方有意，他才有非分之想。法院这样判了！

2024年12月2日，杨某带队前往杭州参加业务会议。同行的有女下属高女士和男同事老李，三人白天一起开会，晚上又参加了工作聚餐。

饭局后半段，杨某喝了不少酒，状态看起来已经有些恍惚。正常情况下，大家把他送回酒店也就结束了，可他心里显然另有打算。

返程打车时，杨某借手机悄悄联系老李，示意其提前下车。他称自己有“私密工作”，需与高女士单独交流。老李知悉消息后，心中已然明了。行至中途，他瞅见一处路口，便当机立断地下了车。

车里只剩杨某和高女士后，气氛立刻变得尴尬起来。高女士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但杨某是自己的上级，而且喝得站不稳，她不可能把人独自留在路边，只能硬着头皮把他搀到酒店。

高女士的想法很简单：把醉酒的领导送回房间，尽到同事和下属的责任。她没有想到，自己以为的“帮忙”，会把她带进一个让人害怕的密闭空间。

刚进房间，杨某的状态突然变了。他猛地伸出双臂，将高女士紧紧拥入怀中，那急切的姿态仿佛要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紧接着，他微微倾身，试图用嘴唇去触碰高女士的脸庞。高女士受到惊吓，马上挣扎着将他推开。

面对直属领导，她并未在房间里与对方继续争执。灵机一动，她佯称出去取外卖，而后迅速拉开房门，如脱笼之鸟般趁机逃离了现场。离开酒店房间后，她才慢慢缓过神来，腿发软、心里发堵，整晚都没有睡好。

这件事里，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杨某并非完全失控地“碰巧”做了什么。他预先支开男同事，蓄意营造与女下属独处之机，而后将其带入房间。此过程绝非醉酒后的偶然冲动，背后似藏着不可言说的意图。

翌日清晨，高女士以实名的方式向所在公司进行了举报。公司获悉情况后，廉政合规部门即刻介入调查。他们制作笔录、留存证据，还向同行人员问询当晚详情，力求从各个维度深入了解，全面掌握事件全貌。

调查过程中，杨某没有真正承认错误，反而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喝多了，意识不清。他亦表示，是高女士主动送其返回酒店。当时，他误判高女士对自己心生好感，故而萌生了非分之想。

这套说法的问题很明显：下属出于工作关系和安全考虑送上司回房间，不等于同意拥抱、亲吻，更不代表对方释放了任何暧昧信号。把责任推给酒精，再把女下属的善意解释成“她对我有意思”，既荒唐，也是在回避自己的选择。

2024年12月4日，公司遵循内部纪律制度相关规定，经过审慎考量，郑重向杨某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管理人员利用职务和上下级关系，对女下属实施肢体骚扰，被公司认定为严重违纪，杨某就这样被开除了。

丢掉工作后，杨某并没有接受结果。他首当其冲申请劳动仲裁，诉求恢复原有岗位，且要求按照每月62026元之标准，补发相应时段的工资，以维护自身权益。

仲裁机构驳回申请后，他即刻向法院提起诉讼。他持续声称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之举有违法律规定，矢志不渝地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讨回公道。

一审法院判定，杨某假借谈工作之名营造独处之机，进入酒店房间后对高女士有拥抱、企图亲吻等行径，此严重违背职业道德，亦扰乱了正常的职场秩序。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制度依据。

杨某仍然不服，又提起上诉，并把诉求改成索要55万余元赔偿金。二审庭审落下帷幕，法院经审慎权衡，再次作出裁定，驳回了他悉数请求，其诉求于此次司法裁决中仍未获支持。无论是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还是高额赔偿，他都没有得到支持。

法院还指出，杨某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调查笔录由其本人签字确认，也没有证据证明笔录是在受到诱导、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换句话说，他不能一边承认当时发生过相关行为，一边用“喝醉了”来要求法律替他免单。

酒精可以影响人的状态，却不能抹掉人的责任，酒瓶子更不是越界行为的通行证。

杨某身为管理人员，手里握有管理权，更应当明白上下级之间存在天然的压力差，而不是把这种差距当成接近和控制下属的便利。

这起纠纷真正说明的，不只是一个高管丢了工作，而是职场里的“我以为”不能代替对方的明确同意。高薪、资历和无固定期限合同，都只能证明过去的价值，不能给越过底线的行为提供保护；权力越大，越不能把下属的礼貌误读成默许。

信息来源：上海男高管借醉酒让女下属送回酒店，搂抱强吻！公司：开除！高管不服：我只是喝多了…——2026-07-27 17:30·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