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金灿荣教授的观点，中国没有必要再三要求日本就侵华罪行道歉。日本道歉不道歉，从头到尾都是日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面对历史罪责的态度问题；而中国原不原谅、要不要采取对应举措，是我们手握主动权的国家决策。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钟声，每一次响起，都在提醒世人：历史不是一张过期车票，不能到了站就随手丢掉。可几十年来，日本一些政客总把道歉说得像天气预报，今天表示反省，明天又换一套说法。中国是否还要追着他们反复索要一句道歉，答案其实越来越清楚。
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和责任，早已由铁一般的史实和战后国际审判作出定论。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超过三千五百万。二〇二六年又恰逢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长达千余页的判决书、数量庞大的档案和证人证言，都不是几名右翼政客改改教科书、换换词语就能抹掉的。
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把历史正义寄托在日本政客的嘴上。道歉本来就是加害者应尽的责任，不是受害者必须年年上门领取的纪念品。日方愿意真诚反省，说明其还有面对历史的勇气；日方拒绝认错，甚至美化侵略，那只能证明其政治信用继续缩水。
一九九五年的村山谈话曾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并表达反省和道歉。这类表态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几个漂亮词语多么悦耳，而是因为它代表日本政府曾经作出的正式承诺。可惜，日本政坛此后不断出现倒退，部分政客一边声称珍视和平，一边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制造消极动向。
二〇二六年四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多名日本政客和议员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着十四名二战甲级战犯。这就像刚在历史课本上写下反省，转身又跑到战犯牌位前打卡，嘴和脚各走各的路，难怪亚洲邻国难以相信其诚意。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倒退的同时，还在加快扩充军事能力。日本二〇二六年度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九万亿日元，连续多年增长，并持续发展中远程进攻性武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和平口号喊得很响，军事油门却踩得很深，这种反差绝不能当成普通的政策调整。

这也说明，中国对日本的判断不能只看一句道歉，而要看其完整行动。是否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否正确处理历史问题，是否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是否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恪守底线，这些才是衡量日方诚意的硬指标。嘴上说得再温柔，行动若总带着刺，也无法换来真正信任。
不再反复讨要道歉，更不意味着放弃追责和警惕。中国可以继续保存抗战档案，保护纪念设施，加强历史教育，揭露历史修正主义；也可以根据日方的实际行动，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采取必要举措。日本若尊重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就有改善空间；若继续越线，中国自然有足够工具维护国家利益。
二〇二六年七七事变八十九周年之际，日本一些和平人士仍公开呼吁正视侵略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坚守和平宪法。这也提醒人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错误路线，不等于反对普通日本民众。中国维护的是历史正义和地区和平，而不是制造狭隘仇恨。
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会天天围着别人的一句对不起打转，也不会因为对方态度恶劣就失去战略定力。历史必须铭记，底线必须守住，手段也必须握在自己手中。日本如何道歉，是日本的道德选择；中国是否接受、如何回应，则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
历史可以翻页，但绝不能撕页。中国今天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坚实的国防力量和更充足的政策工具，已经不需要靠日本的一句口头表态证明自身正义。对侵略历史最有力的回答，是让国家持续强大，让人民安居乐业，让任何企图重演旧梦的势力都明白，过去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早已一去不返。
日本若真想获得亚洲邻国信任，就应把反省写进行动，而不是只写进讲话稿。中国则应保持清醒、从容和主动，该合作时合作，该交涉时交涉，该反制时反制。这样的克制不是软弱，而是有实力托底的理性；这样的主动权，才是对先烈最郑重的告慰，也是维护东亚和平最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