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亲口说的。他曾经说，在南京，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这是曾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
小俣行男在书中写下自己接触到的侵华战争事实，同时记录了日军士兵的供述。
他留下“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受害妇女大部分事后被杀”的记载，而“女人逃跑后，士兵从背后开枪”等细节，则来自日军第114师团士兵田所耕三对犯罪过程的交代。
田所耕三当时是一名一等兵。日本“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资料库明确标注，他的证言收录在小俣行男著作第76页。按照田所的供述，日军曾使用车辆强行带走中国女性，再将她们交给不同部队，一名受害者可能遭到十五至二十名士兵连续侵害。
参与者还拿着盖有中队长印章的纸条，在临时设置的场所外排队。仅从这些细节便能看出，这绝不是所谓“少数士兵偶然失控”。车辆负责运送，人员负责看管，军官印章成为凭证，大批士兵公开参与，犯罪已经呈现出分工化和组织化特征。
倘若军官毫不知情，盖章的纸条从哪里来？倘若军纪真的存在，成群士兵又怎敢在固定地点排队实施暴行？这类供述的价值，正在于它把日军内部犯罪的运转方式揭开了一角。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随后六周，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接连发生，30万同胞惨遭杀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仅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个月，城内就发生了约两万起强奸案件，许多受害者在遭到侵害后又被杀害。
小俣行男记录的内容，与战后国际审判认定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小俣的著作当然不是孤证，约翰·拉贝留下日记，明妮·魏特琳记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女儿童的情况，约翰·马吉则使用摄影机拍摄受害者以及暴行造成的后果。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还持续整理日军闯入民宅、强行带走妇女、杀害平民等案件。亲历者证词、日记、照片、影像和安全区文件来自不同的人，却指向同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暴行。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些档案并非单一国家后来整理出的一套叙事，而是包括1937年至1938年的原始材料、战后调查记录，以及审判日本战犯的司法文件。
证据形成于不同年代，记录者来自不同国家，彼此之间也不存在统一编写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从来不是依靠某一句话支撑，而是被大量相互独立的材料共同固定下来。
那么，为什么小俣行男的记录格外引人注意？原因并不是日本人的证言比中国受害者更可信。中国幸存者的讲述，本身就是不可轻视的历史证据。
小俣记录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属于侵略者一方的社会，接触过参与战争的日军人员，也知道战时宣传怎样包装侵略。当中国受害者证言、外国人士日记、国际法庭判决、日本士兵供述和日本记者著作得出相同结论时，否认者便很难继续拿“立场不同”当作挡箭牌。
因此，将他写成“亲眼目睹南京陷落全部过程”并不准确。更稳妥的表述是，他作为日本随军记者接触了南京暴行的消息、后果和参与者，并将有关证言保存下来。
揭露罪行需要力度，但力度不能来自夸大，因为任何时间和身份上的漏洞，都可能被历史否认者拿来转移话题。小俣行男在1982年把这些材料写进书中，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十多年。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