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在北大攻读物理期间，有次数学系出了一场超高难度的考试，平均分才20分，而他竟考了100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真正震撼的是后面这件事！   抗战烽火最燎原的年代，学校南迁昆明，教学楼是土坯房，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晚自习甚至得借着煤油灯甚至月光，就在这种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环境下，有一场震惊全校的考试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当时数学系的一位泰斗级教授，为了挫挫这帮天之骄子的锐气，故意布下了难度严重超纲的问题。   结果不出所料，交卷时一片叹息，平均分惨遭滑铁卢跌到20分，连平时眼高于顶的学霸也不过勉强摸到了58分的门槛。   但在那堆惨不忍睹的试卷里，却横空出世了一张100分的满分卷，这人不是数学系的，而是天天抱着数学书在物理系“不务正业”的于敏。   在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于敏啃下的数学书甚至比物理本专业还要厚，自学德语、英语，就是为了直接攻读原版的前沿期刊；当别人被量子力学的晦涩公式折磨得抓耳挠腮时，他已经在周培源教授的课堂上，用两套独创的简便算法解出了连教授都没指望本科生能做出来的附加题。   他童年时险些丧命于侵华日军军车轮下的阴影，加上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响的震动，让他那个单纯的“物理学家梦”发生剧烈化学反应。   所以，当1961年钱三强所长以一顿馄饨为契机，借喻“诸葛亮”邀请他加入那项绝密计划时，这位已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崭露头角的“国产专家一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这一转身，就是隐姓埋名的28年。   由于敏牵头的氢弹攻关，实际上是一场不对称的较量，当时的中国，工业底子薄，资料被严密封锁，科研条件简直是“小米加步枪”。   但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于敏硬是靠着在西南联大打下的惊人算力基础，在那个连计算机都金贵的年代，用一张张草稿纸跟西方超级大国的科研算力“肉搏”。   这里有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细节：在攻关最紧要的关头，一份来自美国的权威期刊论文声称，氢弹实验中添加某种同位素“氚”对起爆至关重要。   这结论可是来自拥有最先进设备的西方科学界，如果要用实验证伪，中国至少得烧掉几亿人民币，还要搭进去三年时间。   这时候，于敏那个从20分平均分里杀出重围的大脑再次高速运转，他不迷信权威，不看洋人的脸色，哪怕外部环境施压，他也坚持关起门来没日没夜地推导。   最后，他把笔往桌子上一拍，斩钉截铁地判定：美国人的数据是错的，这路子不通，后来事实证明，那位写论文的外国专家确实闹了乌龙，如果没有于敏这“一人抵万军”的理论决断，中国的氢弹工程不知要在死胡同里撞得头破血流多少次。   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一个让世界军事观察家下巴掉地的时间纪录，中国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不仅造出了氢弹，还创造了独特的“于敏构型”，一举抢在了法国人前面。   在那段漫长的静默岁月里，他不仅要在物理逻辑里冲杀，还要独自承受生活的误解，妻子对他在做什么一无所知，邻居们看着这个本来才华横溢却突然“沉寂”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指点点，怀疑他是不是政审出了问题才落得这般田地。   但他没法解释，只能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咽进肚子里，哪怕面对最亲近的人也守口如瓶。   直到1988年，那层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当“于敏”这个名字重新回到阳光下，世人才惊觉，原来那位从不曾喝过洋墨水、在土坯房里点着煤油灯读书的青年，用他那颗精纯的中国心和绝顶的大脑，为这个国家撑起了多大的保护伞。   面对后来铺天盖地的赞誉，晚年的他却总是那副温润的笑脸，把功劳推给那是“成百上千人的日夜奋战”，仿佛当年那个拿了满分却腼腆说“只是多琢磨了几遍”的学生，从未改变过。  信源：人民网《“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隐姓埋名28年的传奇》、中央文献出版社《于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