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有10磅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因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无法成活!
一九二五年的八月八日，广州街头还有革命高潮的气息，周恩来和邓颖超简朴地结了婚。
新婚才刚开始，周恩来就被革命军安排去东边打仗了，邓颖超留在后方，跟着蔡畅这些同志在何香凝领导下忙着发动妇女运动。
过了些日子，邓颖超总觉得身上不对劲，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稳，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是有喜了。
革命工作刚干出点样子，新生命来得突然，她一个人面对这场变故。
那时候周恩来已在前线战场，她娘在天津老家，身边连个商量的亲人都没有。
怀着心事翻来覆去几晚上，她做出了一个影响自己下半生的决定。
邓颖超在街头药铺抓了副打胎的药。
服下那剂药，疼痛立刻像洪水一般淹没了她，整个人在床上蜷成团，汗珠子像豆粒一样往下滚，血不停地流，孩子没了。
当她娘杨振德从天津赶来看她，老太太心疼女儿又气她不争气，第一次对着从小懂事的女儿说了重话。
转眼到了十一月，邓颖超作为潮梅特派员到了汕头。
她对着周恩来，强笑着让他猜自己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
等邓颖超把流产的事说了，周恩来脸色沉下来，难得发了一次火：“孩子不是你个人的，他们是未来！不爱惜自己身体也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邓颖超流着泪认了错，周恩来的话却像石头压在心上。
一九二六年，邓颖超又怀上了孩子。
这次格外珍惜，杨振德也特意从天津过来照顾。
谁知周恩来被调去上海，怀孕的身子不方便远行，她只能独自留在广州待产。
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眼看就要生了，邓颖超住进了广州西关保生医院。
王德馨医生接诊发现这娃娃实在太大了，生不下来。那时候没有做剖腹产的医术，孩子憋在里面三天三夜，大人小孩都危险了。
王医生不得不劝说：“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难保！”
邓颖超想起上次流产时丈夫的话语，舍不得放手。
直到杨振德对女儿喊着：“小超，命在才有将来啊！”
她才含着泪点了头。当王大夫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时，那十斤重的男孩脑袋受了伤，没过多久就断了气。
邓颖超躺在病床上养月子的时候，外头已经天翻地覆了。
上海出了大事，周恩来没了音信，广州也突然抓人杀人到处搜查。
四月十五那天，一个打扮时髦的阔太太突然跑进邓颖超病房。
邓颖超一时没认出这浓妆的女子竟是自己同志陈铁军。
陈铁军急忙传信，让邓颖超马上离开广州。
幸亏这时杨振德收到密电，周恩来让她俩去上海找他，到时在《申报》登寻人启事。
去上海路上太危险，邓颖超想先到香港转道。
王德馨大夫一直为接生的事心里内疚，见邓颖超大难当前，尽心安排医院采购药品的船帮忙送人。
当时搜查的军警直接追到医院来。
王大夫站在病房门口镇静地说：“那病人孩子死了，早出院了！”
正巧院长过来喝止：“这是德国人办的医院，轮不到你们搜查！”
这才把军警挡在门外。
邓颖超和杨振德在船上漂泊多日，五月一日才到上海。
杨振德立刻找到《申报》登了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伍豪（周恩来的代号）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
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
你见报后速到XX旅馆来。”
周恩来见到报立刻出现，把邓颖超送进日本人的福民医院。
医生检查后叹息摇头：月子里东躲西藏没休养好，今后没法再生养了。
周恩来握着妻子的手安慰：“没有孩子也没关系，咱们好好工作一样生活。”
邓颖超记得他那句话，一辈子都踏实了。
往后几十年，邓颖超再也没能怀上。
周恩来夫妇没有亲生儿女，革命后辈却在他们身边长大。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子女钱江与钱一平、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叶挺的公子叶正大……
最特别的是孙维世，烈士孙炳文的女儿，被周恩来认作义女当自家孩子养着。
六岁那年父亲遇害，孙维世跟着母亲任锐到处躲避，直到周恩来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找到她们。
周恩来一见到老战友的孩子，眼泪就下来了：“孩子，你受苦了！”
当即写信给孙维世母亲，把烈士遗孤当女儿养大。
孙维世在延安长大，又去苏联留过学，回国成了专业的戏剧艺术家。
后来人们都知道，周总理家有个才女孙维世，管他叫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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