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曾这样批评过自己的学生： “要研究水稻，你就必须给我下田去，电脑很重要，可它种不出水稻，书本很重要，但它也种不出水稻。”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那年月战乱四起，家里东奔西跑，湖北、湖南、重庆都待过。小时候，他亲眼见过饿肚子的人，瘦得皮包骨，这让他下定决心，长大要干点跟粮食有关的事。1949年，他考上西南农学院，学农学，专攻遗传育种。大学里，他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课余就往田里跑，盯着庄稼看，恨不得把每棵稻子都摸透。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住的是土坯房，吃的粗茶淡饭，但他乐在其中，天天泡在稻田里，研究咋让水稻多打粮食。 60年代，全国闹粮荒，袁隆平坐不住了，决心搞杂交水稻。当时国外专家都说，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没戏，可他不信邪，埋头查资料，翻外文书，熬夜推算。1961年，他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穗大粒多，产量高得吓人。他带着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没日没夜地找雄性不育株，顶着太阳晒，累得几次晕倒田里。1964年，他找到6株关键样本，1973年终于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亩产一下翻了好几倍。这技术让中国从吃不饱到碗里有粮，还推广到国外，帮不少国家填饱肚子。 袁隆平生活简单得像个老农民，穿旧衬衫，骑破自行车，住老房子。他会英语、俄语，拉得一手好小提琴，闲下来还爱跳踢踏舞，逗得学生哈哈笑。他讲课风趣，爱用湖南话讲段子，但一聊到水稻，眼神就亮得像灯泡。他常说，农业科学得为老百姓服务，解决饿肚子的事比啥都重要。这股子信念，撑着他干了一辈子。 袁隆平那句“要研究水稻，你就必须给我下田去，电脑很重要，可它种不出水稻，书本很重要，但它也种不出水稻”，是90年代初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说的。当时，团队里来了批年轻人，大学刚毕业，脑子里全是新潮理论，个个捧着电脑，热衷搞数据模型，觉得下田又脏又累，没啥技术含量。袁隆平看不下去，觉得这帮小子光会纸上谈兵，压根不懂水稻的脾气。他点名批评一个叫小张的学生，嫌他整天对着屏幕算参数，却连稻田的土质变化都没摸清。 袁隆平为啥这么较真？因为他自己就是从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知道，水稻这东西，书本和电脑只能帮一半忙，另一半得靠田里实打实的经验。土壤酸了、虫子多了、排水不好，这些问题光靠公式算不出来，得眼看手摸才行。他要求学生每天至少两小时泡在田里，量穗数、查病虫害、记生长数据，连他自己，六十多岁了还天天往田里钻，晒得脸黑得像锅底。他常举例子，说某块田前年虫害严重，去年水淹，产量波动大，电脑压根预测不了，只有下田才能找到症结。 这番话不光是批评，更是他科研理念的精髓。他常说，农业研究得“脚沾泥，手沾土”，理论再漂亮，没实践背书就是空话。他带着团队定了规矩，实验数据必须从田里来，模型得跟田里情况对得上号。这法子让团队少走了不少弯路，也培养了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干实事的科研骨干。后来，杂交水稻的每次产量突破，都跟这套“田间为本”的路子分不开。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搞越牛，2000年，超级杂交稻亩产破700公斤，2004年冲到800公斤，2011年上900公斤，2014年直接干到1000公斤。每回验收新品种，他都亲自到田里，拿放大镜看穗粒，掰着手指算产量，乐得像个小孩。他的技术不光救中国的肚子，还推广到印度、越南、非洲好多国家，当地农民用上他的稻种，收成翻倍，日子好过不少。他去国外交流，操一口流利英语，跟专家聊育种，讲得头头是道，外国人听完都竖大拇指。 他完全可以靠杂交水稻技术申请专利，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没这么干。他公开说，杂交水稻不搞专利，中国就是要让全世界不挨饿。这话一出，国际上都炸了锅，联合国粮农组织直接叫他“杂交水稻之父”。他自己呢，照旧过得糙，穿旧衣，住老房，办公室塞满书和稻种，桌上永远放着记录本和放大镜。2019年，他拿了“共和国勋章”，全国人民都觉得，这荣誉他当之无愧。 到了晚年，袁隆平还是闲不下来。2020年，90岁高龄，他还跑去海南育种基地，拄着拐杖看新品种，风吹得白发乱飘，他还哼着小调，精神头一点不输年轻人。2021年5月22日，他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那天，全国人民都红了眼眶，追悼会上，稻穗摆满灵堂，街头鲜花堆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