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

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杜月笙既震惊，又尴尬。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昔日的风云人物纷纷从隐退之地归来，企图在战后重建的舞台上重新占据一席之地，杜月笙，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权势熏天的青帮大佬，也在香港接到消息后，立刻踏上返沪的列车。   多年奔波，他一度辗转重庆与香港，如今重返故地，满心指望在新政局中重新施展影响力，他心中自忖，自己在抗战期间虽身不在上海，却始终通过手下遥控局势，并参与对日谍与汉奸的清除行动，若论“功劳簿”，绝不应被忽视。   对他而言，上海不仅是熟悉的城市，更是他建立声望与地位的起点，他自认为在帮会与商界之间的影响，足以担纲重任，即便无法出任上海市市长，副市长这样的职位理应顺理成章。   他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从过去十余年的政商关系来看，他与国民党的高层往来密切，曾被授予“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之类头衔，象征性地参与过地方治理，由此他对这次回沪怀有极高期待。   可列车尚未抵达上海，突如其来的官方消息传来，打破了杜月笙的全部设想，蒋介石已经拍板，钱大钧担任上海市市长，并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出任警察局长，而副市长一职，竟由吴绍澍出任，同时掌管社会局事务。   这一安排让杜月笙措手不及，他的名字未出现在任何公开任命中，甚至连象征性的顾问或委员身份都未提及。   更令他难堪的是，吴绍澍并非无名之辈，而是其早年一手提携的旧部，此人曾在青帮中追随杜月笙多年，后因投靠国民党情报系统而另辟蹊径，渐渐获得蒋氏政权的信任。   在抗战末期及胜利后，吴绍澍凭借中统背景以及与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交情，在接收战时资产与整顿地方行政中崭露头角，最终攀上副市长的高位。   一位门下旧人摇身变作政府高官，反将昔日师父甩在权力之外，这对杜月笙来说不仅是政治失意，更是情感上的羞辱。   蒋介石在此番人事布局中，刻意避开对地方帮会的直接依赖，选择了更具体制色彩、背景清晰、忠诚度高的干部组成班底，以增强对上海的控制力。   列车继续前行，距离终点站仅数小时的路程，杜月笙却得知，上海北站外张贴满“打倒社会恶势力”“铲除黑暗势力”的标语，铺天盖地，明显有所指向，这场政治动员的幕后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吴绍澍。   杜月笙深知这其中的意味，也意识到此刻若强行从北站出入，只会沦为公众羞辱的焦点，于是他当即改道，从人迹较少的南站低调入城。   他虽然没有当即翻脸，但怒火中烧，暗中寻求旧日盟友相助，军统头目戴笠得知此事后，迅速展开调查，最终查出吴绍澍在接收日伪资产期间，私自释放曾任汪伪税统局局长的邵式军，并从中谋取巨额好处。   相关证据汇总后呈报至重庆，蒋介石最终批示免去吴绍澍的副市长与社会局长职务，由另一位与杜月笙关系友善的官员吴开先接任。   这一结果虽让杜月笙稍感宽慰，但他心里明白，这已非他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1948年，随着蒋经国主导的“打虎”运动开始，杜月笙家中亦难独善其身，发生了一系列难以承受的变故。   随着1949年上海解放在即，杜月笙携家人悄然撤至香港，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在异乡他不再是掌控码头与金融的枭雄，而是一个日渐老去、时常咳喘的病人，他的财富在动荡中大为缩水，昔日的门生四散，他自己也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消息传出江湖震动，但没有人再能改变他命运的结局，杜月笙曾想在战后上海分得一杯羹，却没料到自己早已被排除在新格局之外，他一生精于谋略、擅长人脉经营，最终却也敌不过时代的变局与政权的更新。   信源：中国新闻网——一代大亨杜月笙生命中的最后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