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2月，太平军苏州“八守将”杀死主将谭绍光，向淮军献城投降。李鸿章大喜

1863年12月，太平军苏州“八守将”杀死主将谭绍光，向淮军献城投降。李鸿章大喜，设酒宴招待八位降将，并命武弁们取出八套红顶花领的武服递呈八人，八人正要接受时，却被武弁们拨出腰刀砍杀。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苏州城外炮火连天。 忠王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回援天京，苏州的防务全压在了守将慕王谭绍光的肩上。 谭绍光出身童子军，是李秀成麾下的一员猛将。他深知苏州一失，天国的东南门户洞开，天京再无屏障。 所以，任凭李鸿章的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如何猛攻，他都带着手下兵马死战不退。 但城内并非铁板一块。 除了谭绍光，城里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为首的四王四天将。他们的想法，和谭绍光截然不同。 淮军围城日久，城中粮草将尽，人心惶惶。在他们看来，坚守只是死路一条。 与其陪着谭绍光玉石俱焚，不如早早寻个出路，向淮军投降。 李鸿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内这丝不稳的气息。 他明白，苏州城墙高厚，强攻代价太大。若能从内部瓦解，则不费吹灰之力。 负责具体招降工作的，是一个叫程学启的淮军将领。 此人原是太平军悍将，后投降清军，对太平军内部的门道一清二楚。由他出面，最合适不过。 11月底，阳澄湖上，一艘小船悄然划开水面。 船上坐着的，正是偷偷出城的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以及淮军的程学启。同行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担保人——“常胜军”统领，英国人戈登。 戈登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是有“契约精神”的洋人，说话算数。有他作保，郜永宽心里才算踏实。 郜永宽开口说道：“程将军，只要李大人答应保全我等兄弟的性命和富贵，苏州城唾手可得。” 程学启不动声色地答道：“李大人向来优待降将，但苏州城干系重大，总得有个投名状，叫我们信服才是。” “要何投名状？” 程学启眼中寒光一闪，说：“慕王，谭绍光的人头。” 郜永宽心头一凛，咬牙应下。 双方约定，郜永宽等八人负责刺杀谭绍光，献出城池。 李鸿章则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授予清廷二品总兵的官职。 戈登在一旁郑重表示，他以一个英国军官的荣誉，为这个协议担保。 12月4日中午，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天将张大洲、天将汪有为、天将范起发、天将汪怀武八人，一同前往慕王府用餐。 餐后，谭绍光在慕王殿内召开会议。 突然，康王汪安钧起身，大声道：“慕王，天国气数已尽，何必苦守此城，让我数万兄弟为你陪葬！” 谭绍光猛地站起，怒斥道：“大胆，此乃叛逆之言！” 话音未落，汪安钧从衣服里拔出刀来，向毫无防备的谭绍光砍去，纳王郜永宽等人也抽出暗藏的匕首，一拥而上。 谭绍光双拳难敌众手，血溅当场。 次日清晨，苏州城门大开。 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的首级，献给城外的淮军。 李鸿章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郜永宽等人心中窃喜，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穿上红顶花翎，成为大清将军的风光模样。 第二天，李鸿章设宴款待八人，八人欣然前往。 酒宴开始后，李鸿章举杯缓缓说道：“诸位将军弃暗投明，乃是朝廷之幸，我李某敬各位一杯！” 郜永宽等人受宠若惊，连忙回敬：“全凭大人栽培，我等今后定为朝廷效死力！” 说罢，李鸿章命八个武弁取来崭新的官服。八人心中狂喜，认为这是承诺兑现的时刻。 就在他们毫无防备，伸出手即将触碰到那象征着荣华富贵的红顶花翎时，八个武弁突然抽出腰刀，刀光闪过，八人瞬间倒下。 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给出杀八位降将的理由是这八人“未曾剃发，狂悖无礼”，且要求“统领旧部，非分要求”。 但这都是表面文章。 真实的原因，被他写进了给老师曾国藩的信里：“此等悍匪，狼子野心，恐其难制。” 这十二个字，才是他的心声。 这八位降将，手上握有数万降兵。他们今天能为了富贵杀了谭绍光，明天就能为了更大的利益，再反了自己，李鸿章不敢冒这个险。 卧榻之侧，岂容猛虎酣睡？斩草，必须除根。 消息传出，担保人戈登勃然大怒。 他感觉自己的荣誉受损，提着左轮手枪，气冲冲地要找李鸿章决斗。 李鸿章深知理亏，连着几天躲着不见，最后花了七万元的犒赏费，才将此事平息。 参考资料： 费志杰. (2012).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还原. 清史研究, (04), 3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