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为应对太平军攻势，命鲍超在湖南招募三千士兵组建霆军。这支军队士兵多来自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成员。在咸丰七年（1857年）的小池口之战中，霆军士兵背负茅草填壕攻城，鲍超本人被乱石击中右额仍坚持指挥，最终攻克太平军堡垒两座。同年的亿生寺之战，霆军以三千兵力击溃陈玉成四万太平军，连破敌营四十八座，其悍勇之名震动朝野。 但其伤亡也极为巨大，在小池口战役中，霆军伤亡六百余人，鲍超本人头部中弹、左手筋断、右膝贯穿，昏迷两日才苏醒。这种高强度的作战模式，加上兵员补充依赖游民与会党，导致霆军内部逐渐形成以个人武力为核心的松散结构。到咸丰十年（1860年）祁门解围战中，霆军虽成功击退李秀成部，但士兵劫掠民财、违抗军令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1864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主力覆灭，清廷财政压力骤增。湘军饷银主要依赖地方自筹，曾国藩为保障胞弟曾国荃的吉字营，优先拨付其饷银，导致霆军长期拖欠饷银。据史料记载，霆军欠饷高达一百五十万两，士兵实际到手的饷银不足应得的三成。1865年2月，鲍超因病回四川休养，霆军由娄云庆、宋国永分统。清廷令娄云庆率万人援闽，宋国永率八千人远征西北。行至湖北金口时，霆军已欠饷数月，士兵怨气冲天。 哗变的导火索是清廷强令霆军远征西北。士兵普遍认为“西北苦寒之地，去则必死”，且欠饷问题久拖不决。悍将黄矮子（本名黄开榜，因身材矮小得名）利用士兵不满情绪，率八千将士囚禁主帅宋国永，公开哗变。哗变士兵在金口劫掠商铺、焚毁官署，甚至杀害咸宁县官员以泄愤。随后，叛军携带缴获的洋枪火炮南下，沿途清军慑于霆军威名，竟无敢拦截者。 霆军叛逃后，经江西、福建一路南下，于1865年4月投奔太平军余部康王汪海洋。汪海洋对这支生力军极为重视，将其部署在广东镇平（今蕉岭）西南，与太平军原有部队协同防守。霆军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精良装备，成为汪海洋部的核心战力。在镇平防御战中，霆军叛将黄矮子率部击退清军多次进攻，甚至采用湘军擅长的“穴地攻城”战术反制清军，令左宗棠部颇为头疼。 汪海洋对霆军的整合采取了“以战养战”策略：一方面保留霆军原有的营制和指挥体系，另一方面将太平军的宗教动员与霆军的江湖习气结合。例如，汪海洋允许霆军士兵保留哥老会的结拜仪式，同时要求他们参加太平军的礼拜活动。 1866年1月，清军对嘉应州（今梅州）形成合围。左宗棠调集刘松山老湘营、郭松林淮军等部，采用“长围久困”策略，逐步压缩太平军活动空间。汪海洋为打破僵局，率太平军主动出击，与清军在塔子坳、佛子庙等地展开拉锯战。此时，霆军的战术价值充分显现：他们凭借精准的洋枪射击和灵活的散兵战术，多次击退清军进攻。在佛子庙战役中，霆军一部伪装成清军运输队，突袭清军后营，缴获火药十余万斤。 然而，叛徒丁太阳的出卖改变了战局。丁太阳原为汪海洋部将，因与黄矮子争夺战利品失势，向清军泄露汪海洋的指挥部位置。1月28日，清军集中洋枪队齐射，汪海洋头部中弹身亡。偕王谭体元接任主帅后，决定向丰顺方向突围。其计划经黄沙嶂峡谷撤退，但叛徒黄十四再次泄密，清军提前在峡谷两侧设伏。 2月7日，太平军主力进入黄沙嶂峡谷。峡谷长约二十里，最窄处仅容两马并行。清军从两侧山崖倾泻滚木礌石，并用开花大炮轰击。霆军叛将黄矮子率部断后，与鲍超亲率的湘军展开血战。据《湘军记》记载，黄矮子身中七枪仍持刀督战，其部下“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尸积如山而不退”。激战持续六小时后，太平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黄矮子被俘后遭凌迟处死，谭体元纵马跳下山崖，摔断双腿，月余后被清军搜获，英勇就义。 霆军叛逃事件对湘军造成致命打击。慈禧太后借此推行“扶淮抑湘”政策，于1867年解散霆军，湘军势力大减。曾国藩被迫裁撤湘军，将重点转向洋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