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问她：“母亲，若是日本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没想到，林徽因一脸淡定地说道：“中国的文人，总归是有一条后路的，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嘛。” 雨下个不停，黄泥路溅起碎点，山城的空气闷得像厚布挂在胸口。孩子窝在一角，眼里尽是慌。大人都在忙着收拾、整理、装箱，沉默中透着一种不祥的笃定。有人开始在门框上钉木板，有人将玻璃窗外加了层油纸，准备应对随时可能落下的炸弹。 梁从诫站在门边，看着外头烟雾弥漫。飞机飞得低，马达声时远时近。他转头问话，声音不大，却像石子落水，一圈圈荡开。林徽因没立刻回答，只是站起身，顺着台阶走到门口，望着前方那条灰色水线。片刻后，语气轻，声音稳：“文人，总有一条后路。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嘛。”没人应声，屋内静极了。 那不是一句戏言，也不是宽慰小孩的随口之语，而是一种骨子里的从容。 林徽因不是寻常人。出生书香门第，留学英国，诗写得细腻，画画得干净，建筑史一套一套。嫁给梁思成，两人并肩从事中国古建筑保护工作，跑遍全国庙宇祠堂，抄图、测量、拍照，什么苦都吃过。可再怎么吃苦，也没见过眼前这种局势。 日本人进了北平，又南下南京，眼看长江防线也快守不住，重庆成了最后的退路。国民政府、西南联大、各路文化人、艺术家、学者，都涌入这座山城。生活压得人喘不过气，物价疯涨，粮食紧缺，炮声不远，毒气防护成了孩子们的课堂作业。 林徽因病了，肺病反复，气色苍白。可只要听说哪儿有古建筑未毁，她就拉着梁思成要去看，要记录，要抢救。不止是对砖瓦木雕的执念，更是对文化传承的死守。古建不能倒，文脉不能断。 一次，他们坐卡车沿金沙江边走，车晃得厉害，尘土飞扬，胃里翻江倒海。路边老僧庙残破，墙上壁画褪色，屋顶已塌大半。林徽因让车停下，蹲在土墙边描图，手抖得不成样，还坚持比对几何比例。身边是战乱与疲惫，眼里却只有那点刻在木梁上的岁月。 梁从诫长大了一点，读书不多，但看得出大人眼里的沉重。他问过父母多次，为何非要在这个时候跑来跑去，不好好躲在城里安心养病。梁思成没回答，只是推了推眼镜，继续画图。林徽因笑了一下，说了句：“你不记得了？那年在北平，你说要建比教堂还漂亮的中国庙。”没人再说话，风从窗口灌进来，卷起她桌上的草图。 日子一天天过去，轰炸愈加频繁。防空洞里人挤人，孩子们开始在墙上画小飞机和“炸弹不来”几个字。林徽因咳得厉害，身体消瘦，嘴唇开裂。医院开出的药有一半买不到，剩下的也买不起。可她没停过。梁思成劝她歇歇，她摇头，拽着破图纸非要整理完那几份记录。 文人不是拿笔写几行诗那么简单。在那个年代，文化人扛的不止是学问，还有气节。林徽因明白这一点，也活出了这一点。梁从诫也开始明白。 日军再次逼近宜昌，重庆陷入更大恐慌。有朋友带话来，说可以转道去昆明，或者借香港避难。林徽因只说，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嘛。这不是妥协，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决绝的坚持。江在那里，人也得站在那里。文人不是活给自己看的，是留给后来人的。 战事最后拖入胶着，山城变得麻木。可林徽因没等到战争结束，病势加重，瘫在床上。她说不出话，但还在盯着那几页手稿。梁思成替她念稿，她点头，轻轻眨眼。 后来，战争结束，中国重建，林徽因却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那句“扬子江就是后路”，成了梁从诫对母亲记忆中最深的一句话。 多年后，梁从诫也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跟父母一样，走在破败文物之间，和时间赛跑。他没忘，那年雨夜母亲的眼神，也没忘那个灰暗日子里文化人的后路不在别处，就在脚下，就在那条江水翻滚的渡口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