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苏州南石子街的一处民宅前，突然停靠一辆满载着日本侵略兵的军用卡车，一个军官下车后开始叽里呱啦地叫嚷，翻译官赶紧有样学样，抬手指着门前不远处的池塘大喊：“抽干池塘，寻找宝物。” 池塘里的水哗哗往外抽，淤泥被铁锹翻得稀烂，可折腾到天黑连个铜片都没找到，这群人要找的可是两件了不得的国宝——西周大盂鼎和大克鼎，而守护它们的正是潘家后人。 故事要从八十八年前陕西地头说起，1849年开春，陕西郿县礼村的老农扛着锄头下地，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 扒开土层，三只粗壮的青铜腿露了出来，老农心里直打鼓——这物件看着像书里说的鼎。 趁着夜色，他套上马车把两米多高的铜鼎运到县城，换了沉甸甸的银元宝，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大盂鼎，此刻它正躺在古董商仓库里等人识货。 岐山首富宋金鉴得了消息，连夜揣着银票赶去，可这宝贝刚到手里还没捂热，就被县令周庚盛带人堵在宅子里。 红木案几上摆着盖官印的文书，白纸黑字写着"私藏国宝"，宋金鉴眼睁睁看着家丁把大鼎抬上县衙马车，指甲在太师椅上抠出五道深痕。 这鼎转手到了京城琉璃厂，标价三千两白银，正在京城赶考的宋金鉴路过店铺，看见自家宝贝摆在当眼处，咬碎银牙凑钱赎了回来。 要说这鼎真是个烫手山芋，宋家传到第三代就遭了灾，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找上门，七百两银子硬把大鼎买走。 袁师爷转头就把鼎献给顶头上司，左宗棠摸着鼎身饕餮纹爱不释手，可好景不长，永州总兵樊燮在皇帝跟前告黑状，差点要了左大人的脑袋。 危急时刻，翰林院侍读潘祖荫连夜写折子力保，又托关系走门路，这才保住左宗棠的顶戴花翎。 左大人知恩图报，把心爱的大盂鼎送给潘家，潘祖荫本就是京城有名的金石大家，得了这宝贝更是如虎添翼。 十几年后他又在古董市场发现大克鼎，三千两白银眼都不眨，这两尊鼎往潘府正厅一摆，"海内三宝得其二"的名声就传开了。 潘大人去世前最放心不下这两件国宝，弟弟潘祖年含着泪把青铜器运回苏州老宅，藏在后院的藏书楼里。 转眼到了民国，潘家当家的是孙媳妇潘达于，这女子看着文弱，骨子里却刚强。 1937年淞沪会战炮声传来，她带着家丁在后院挖了三米深坑，两尊鼎用油布裹得严实，四周填上石灰防潮。 日本兵来搜查时，她镇定自若指着空荡荡的库房："好东西早让国军运走了。"鬼子不信邪，把池塘水抽干，地皮翻了三尺，愣是没找着。 最惊险的是1944年夏天，埋鼎的地面突然塌陷，潘家人连夜用麻绳捆着房梁当滑轮，二十几个汉子喊着号子把大鼎拽上来。 鼎身上沾的泥土都没敢擦，直接堆在柴房角落，破棉被、烂箩筐盖得严严实实，那几年物价飞涨，有古董商开价七百两黄金，潘达于眼皮都不抬："祖宗传下的东西，饿死也不能卖。" 等到1951年开春，潘达于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信纸皱巴巴的，字迹倒是工整："这两件东西是国家的，放我家终究不保险。" 七月里，卡车开进苏州小巷，工人们垫着棉被把大鼎搬上车，潘老太太摸着鼎耳说了句："跟了我半辈子，该去见世面了。" 后来大盂鼎进了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在上海，成了镇馆之宝。 要说这两尊鼎的命数，真应了那句老话——金玉有价，气节无价，三千年岁月里，它们见过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听过周天子的册封诰命，挨过军阀混战的炮火，最终在普通人家的柴房里熬过乱世。 如今静静立在博物馆展柜里，鼎腹的铭文依旧清晰，仿佛在诉说那些惊心动魄的守护故事。 信息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大克鼎捐赠始末》、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流传考》及《苏州市志·文物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