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释放危险信号，中方关键时刻踩下“刹车”

10月9日，中国公布《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其中专门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就在五天前，特朗普宣布成立美国“超级智能工作组”，准备集中政府力量争夺技术领先地位。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已经进入新阶段，谁能掌握技术，谁又能管住技术带来的风险，正在成为各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美国这次动作很大。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将“人工智能”改称“超级智能”。10月4日，他又宣布组建专门工作组，领导团队涉及情报、国防和市场监管等部门。这种安排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把人工智能放到了涉及经济竞争、国家安全和产业规则的重要位置。

但美国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新华社10月4日报道，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9月22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受访者担心人工智能企业防范严重社会危害的措施远远不够。美国科技企业虽然签署了安全承诺，但相关协议属于自愿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技术发展越快，这种监管上的缺口就越难回避。

为什么美国急于协调这么多部门？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影响国家运行的许多环节。过去的软件主要按照预设程序执行任务，如今的智能体能够调用工具、处理数据，甚至连续完成复杂操作。一旦进入电力调度、金融交易和网络安全领域，系统失误造成的损失就可能远远超过普通软件故障。

军事领域的问题更加复杂。假如人工智能参与战场目标识别，面对模糊图像、错误数据或者通信干扰，系统可能产生误判。如果军事决策过度依赖自动化，留给人工干预的时间就可能缩短。尤其在大国军事力量近距离接触时，一次错误识别都有可能增加局势升级的风险。

这也是中国强调安全治理的重要原因。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应保持谨慎，防止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这个要求针对的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

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上展现出的战略判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深层意义：真正成熟的技术强国，既要有突破核心技术的能力，也要有控制技术风险的制度能力。如果为了争夺领先地位，把安全审查当成竞争负担，最终可能让整个社会承担原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入制造业、交通运输和科研领域。10月9日公布的文件明确提出，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应用，同时强化算力、算法和数据供给。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广阔的应用市场，技术只有进入工厂、医院和日常生产生活，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成果。

这里还有一层国际竞争逻辑。人工智能发展需要芯片、能源、数据和人才，也需要稳定的国际合作环境。如果各国不断设置技术壁垒，甚至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出现新的割裂。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它们原本就缺乏足够的技术资源。

中国推动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自主创新。恰恰相反，只有掌握可靠的核心技术，才有能力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强调开放合作，同时加快关键技术攻关，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对中国企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提高技术水平、保障数据安全，并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长期竞争力。

9月下旬，中美已经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并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下一次对话计划于11月举行。这项成果的实际意义很清楚：当技术安全事件发生时，双方至少需要有渠道交换情况、解释问题，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判风险。

当然，沟通渠道建立之后，还要看能否形成有效机制。比如发生涉及跨境网络安全的人工智能事件，双方怎样通报情况？企业提供哪些必要信息？如何保护正常商业机密？这些具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再多原则性表态，也很难真正减少风险。

放眼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已经超出中美两国关系。2026年7月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成果涉及全球治理协调、技术安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这说明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参与规则制定，而不是被动接受技术领先国家作出的安排。

未来几个月，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仍会继续，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技术优势。真正需要观察的，是11月对话能否取得具体进展，美国新成立的工作组将提出怎样的监管措施，以及各国能否在军事应用和重大安全事件处置上形成共识。对中国而言，保持自主创新的定力、守住技术安全底线，同时推动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比单纯追逐某一次模型排名更有长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