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曾任市委副书记的叛徒被捕。处决前，他提出一个奇怪请求：把尸体扔到荒郊喂野草，不要墓碑，不留姓名。

主要信源：（人民文摘——《红岩》英雄许云峰的惨痛失误）

重庆冬天的雾气裹着江风，冷得人骨头里发疼，一声枪响落在郊外荒地，惊起几只野鸟。

没有人来收尸，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死前那个男人只求把自己扔进乱草丛里烂掉。

这个结局干净得像一场刻意抹除，可他做过的那些事，早就抹不掉。

讲这个人，得先提另一段街头画面。

重庆解放刚过半个多月，一个穿藏青色西服的男人在中一路的戏院门口晃荡，脸色发虚。

他叫冉益智，曾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此刻却无处可去。

正撞上迎面走来的人，那人一把将他抱住，扯开嗓门喊起来。

被抓的是冉益智，喊他的是李修凯，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此时已向新政府自首，正找机会立功。

有意思的是，冉益智靠出卖同志换活路，最后却被另一个靠出卖搭子换活路的人摁死在街头。

冉益智早年是酉阳地主家的儿子，读过书，进过成都公学，没毕业。

30年代中期加入国民党，在县党部办刊物，写反共文章。

后来卷进地方两派相争，站错了队，被关进重庆监狱。

在牢里认识女共产党员钱瑛，钱瑛见他落魄，接济过他几回。

他隐瞒真实来历，装成受苦的进步青年，聊革命比谁都激动。

出狱后靠钱瑛介绍混进地下党，组织审查再严，也防不住一个存心作假的人。

他做事利落，有办法，在万县当过中心县委书记，在达县组织过罢教斗争，压着当局涨了工资。

组织对他印象是肯干、稳重、靠得住。

他还曾在私下叮嘱同志们，万一被捕要咬牙顶住，死也不能出卖组织。

话说得慷慨激昂，谁能想到这人骨子里没有一根硬骨头，全是演的。

1947年他升到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手里捏着全市地下党组织架构、人员名单、联络暗号，一张完整的网都在脑子里。

1948年春天，地下党的《挺进报》出了问题。

有人扩大发行，乱碰单线纪律，特务顺着线索一层层摸上来。

先是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扛了几下没扛住，松了口。

接着冉益智也在4月被捕，被抓当天就开口了，比谁都快。

他不是扛过酷刑才垮的，是压根没想过撑。

他先点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又把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各路地下组织的信息倒出来。

许建业的职务、川东工委的关系、江竹筠的联络线索，一个字没落下。

这之后，刘国定也彻底叛变，两个曾在地下党最高层的人开始比赛卖人，比谁交得多、换的军衔高。

冉益智先交万县的底，换了少校，嫌太小，继续供。

刘国定端出广安一带的组织，换了中校；冉益智再爬，也拿到保密局中校的位置。

最惨烈的是万县，冉益智亲自带特务过去，说服下川东工委的涂孝文倒戈，涂孝文交出江竹筠等一批干部名单。

江竹筠被带进渣滓洞，受尽酷刑，手指被夹烂，也没吐一个字。

1949年11月14日，她死在重庆解放前16天。

冉益智不只是泄密，还主动教特务怎么抓人。

写材料，讲课，把地下党怎么发展下线、怎么隐蔽、怎么传消息统统讲清楚，甚至登报写反共文章。

从内部长出来的人，反动起来比外部撒网更致命。

半年多时间，川东、重庆、川西多处组织被连根拔起，100多人被捕，50多人没能走出来。

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烈士们在狱中写下“狱中八条”，其中一条就是惩办叛徒，冉益智的名字列在头几排。

1949年底，重庆解放，冉益智躲进北碚的岳父家，想找旧关系替自己说话，没人愿见他。

后来在街上遇见李修凯，被当场扭送，关进大牢。

1951年公审，法庭把他出卖的人命一条条报出来，宣判死刑。

冉益智没求饶，也没争辩，只有一个要求，把尸体扔到荒野外，让野草吞掉，凡事莫留痕迹。

有人说他是后悔了，觉得罪太重不敢留名。

也有人说他还是演，直到最后一口气都要表演一回“视死如归”。

写《红岩》的人把叛徒形象安在甫志高身上，可现实中这个原型，叛变时卖掉的每一个名字都带着血。

他被抓在1949年12月18日，往前是江竹筠就义的日子，再往前是他把江竹筠推进鬼门关的那个下午。

时间线摆在一起，像一条挣不开的锁链。

一个人能在和平环境里装十年好党员，也能在审讯时用几分钟卖掉所有同志。

中间差的是信仰没有扎过根。

口头忠诚靠不住，场面表态也靠不住，背叛从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开始就埋下了线。

冉益智想抹掉自己，可那些被他出卖的姓名、那些没能等到解放的人，都在提醒后人。

叛变的代价不该只由叛徒扛，组织的漏洞更要用血来填补。

重庆郊外的野草每年枯了又青，没有人记得那里埋过谁，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历史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