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最后一天，中朝代表上演了默契反击日本的一幕。中方先行使答辩权，点名高市早苗政府推动再军事化，明确反对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条文，而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的制度安排。

简单说，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了防止德国、日本这些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国家再次走上侵略道路，在宪章里写下了这几条：如果这些国家重新搞扩张，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不需要安理会批准就可以采取行动。

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换句话说，这个条款是日本当年“进门”时签下的保证书的一部分。

高市早苗把这个条款说成是日本的“屈辱”，要删掉。但中方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9月28日，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行使答辩权，把话说得很直。

孙磊指出，高市早苗政府正在推进修宪，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

孙磊的结论是：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

这不是空泛的指责。就在高市发言前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示，修订“安保三文件”应该讨论“所有选项”，包括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和获取核潜艇，还说不应设禁忌地讨论日本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一个在联大讲台上自称“和平国家”的政府，同一个星期里，它的防卫大臣在讨论要不要搞核潜艇。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

中方的答辩不是一次就完。日方代表随后辩解，说日本坚持“专守防卫”，坚持“无核三原则”，“谦逊地面对历史事实”。

孙磊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回应得很干脆：日方代表的辩解苍白无力，掩盖不了历史真相，粉饰不了现实行径，更掩饰不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形象的彻底破产。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如今却对历史罪行避而不谈，想方设法美化洗白，还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的叙事来掩盖强军扩武的企图。

真正让这场交锋变得特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同一天，朝鲜外务省副相金仙景在联大发言中，直接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和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朝鲜代表还明确表示，按照《联合国宪章》，日本“依然是敌国”，日本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既可耻又荒谬”的。

中朝两方事先有没有对过表，外界不得而知。但两边的发言在同一天、同一个议题上，指向完全一致，措辞的力度也形成了呼应。

中方从法理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切入，指出“敌国条款”的现实意义；朝方则从战败国义务的角度切入，直接否定了日本要求删除条款的正当性。

两条线交汇在同一个结论上：日本没有资格要求删除这个条款，至少现在没有。

日本代表试图反驳，搬出了2005年联大通过的一项决议，说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国都同意删除“敌国”表述。

但这个说法的漏洞很明显：联大决议是建议性质的，不修改宪章本身。“敌国条款”要真正删除，需要修宪程序，门槛极高。

更重要的是，2005年的国际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当时日本还没有大规模扩充军费，还没有讨论核潜艇，还没有防卫大臣公开说“不设禁忌”地讨论拥核。

中方在答辩中特意点出“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就是在说：你们这几年的动作，恰恰证明了这些条款为什么不能删。

这场交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孙磊的答辩发言中，针对日本的部分被放在第一位，针对菲律宾的部分放在第二位。

顺序本身传递了信息：在联大最后一天，中方选择把日本的问题作为答辩的首要内容来谈。

日本国内的反应也很有意思。高市在联大提“敌国条款”之后，日本媒体开始大规模讨论这件事，很多日本民众第一次知道原来宪章里还有这么一条，一些人开始担心其他国家“可能援引这一条款攻打日本”。

日本政治记者安积明子认为，高市此举是“由首相官邸牵头、超越外务省常规行动的举措”，目的是在联合国“展现勇气”，提高内阁支持率。本想拿联合国舞台当秀场，结果把一份七十多年前的保证书翻出来给全世界看了一遍。

中朝在联大最后一天的这两次发言，本质上说的是同一件事：日本想删掉“敌国条款”，但它的所作所为恰恰在证明这个条款为什么还需要留着。

宪章里的白纸黑字是七十多年前写下的，但决定它有没有现实意义的，是今天站在联大讲台上那个国家自己在做什么。

扩充军费、讨论拥核、推进修宪、出口武器——这些动作每一样都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想靠一次演讲就翻过历史那一页，翻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