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接见钱学森。谈话中，毛主席问钱学森：“你搞的导弹那么厉害，那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呢？”得到钱学森的回复后，毛主席眉头紧皱，沉声说道：“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这句话不是在催钱学森交出一件新武器，而是在给中国未来的国防安全提前留位置。1964年初，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也处在攻关阶段。可在讨论“矛”能不能造出来的同时，另一个更难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敌方导弹飞来时，拿什么挡？
2月6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来到中南海谈科学问题。三人的专业相差很大，分别涉及导弹、地质和气象。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随意聊天，而是希望从不同角度了解国家科研能力。谈话由自然科学慢慢转向尖端技术，最后落到了当时很少有人深入思考的反导问题上。
钱学森十分清楚这件事有多难。造一枚导弹，是让它沿着设计好的路线飞向目标；拦截导弹，却要在来袭目标高速运动时，先发现它，再判断轨迹，还得识别哪些是真弹头、哪些是用来迷惑雷达的假目标。等这些步骤完成，留给拦截武器的反应时间往往已经很短。
换句话说，反导不是简单地“发射一枚导弹去追另一枚导弹”。预警雷达、计算设备、指挥系统、通信网络和拦截武器，任何一环出现误差，前面的努力都可能白费。当时连美苏的试验也谈不上成熟，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精密设备又比较薄弱，钱学森自然不会轻易许诺完成日期。
毛主席听完后没有要求立即铺开庞大队伍，而是提出“有矛必有盾”，可以先安排少数人专门研究。紧接着，他说出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这句话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规定十五年必须交卷，而是告诉科研人员，方向一旦看准，就不能因为暂时困难而放弃。

这个安排也体现出对现实条件的考虑。那时国家同时推进导弹、原子弹、航空、电子和材料等许多项目，人力财力都很紧张。反导研究若一开始就追求大规模部署，很可能挤占其他急需项目。先用精干力量摸清原理、培养人才、建立试验条件，是更稳妥的办法。
一个多月后，钱学森主持召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讨论会，研究人员开始梳理可行路线。相关任务后来统称为“640工程”。它不是单独研制某一枚拦截弹，而是一整套复杂工程，涉及目标预警、雷达跟踪、弹头识别、拦截武器、再入物理和高能技术等多个方向。
1965年2月，反导防御系统会议进一步明确任务，由多个科研和国防单位共同承担。同年6月，郭永怀提交有关基础研究的十年规划，把工作细分为五个中心问题、二十一个课题。研究内容包括高温气体、微波传播、等离子体、高空物理以及气体动力学，许多名词听起来陌生，却都关系到能否看清、跟住来袭弹头。
弹头重新进入大气层时，周围会出现高温和复杂气流，还可能形成影响无线电信号的等离子体层。雷达看到的目标会发生变化，通信也可能受到干扰。科研人员必须先弄明白这些现象，才谈得上识别真假弹头，更谈得上准确拦截。为此，国内陆续建设电弧风洞、弹道靶和高温激波管等试验设备。
这些设备并非从国外买来装好就能使用。很多关键部件没有现成产品，设计图纸、材料选择、加工精度都要自己解决。弹道靶长度可达百米级，需要让试验模型以极高速度飞行，再记录短短瞬间发生的变化。一次试验获得的数据不多，却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分析。

640工程在当时没有建成一套投入部署的完整反导系统，这与那一时期的工业能力、电子技术和投入条件有关。不过，项目留下的并不只是几台设备。科研人员积累了高速飞行、雷达探测、目标特征、热防护和测控方面的经验，还培养出一批能够组织大型复杂工程的技术骨干。
其中一些研究后来被用于解决导弹再入过程中信号中断等问题。原本为反导准备的试验手段，也为航天器、高速飞行器和新一代导弹研究提供了帮助。这正是基础科研的特点：最初设定的整套目标可能调整，但已经弄清的规律、建成的平台和成长起来的人才，不会随项目名称一起消失。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多次公开宣布完成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所谓“中段”，大致是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后、重新进入大气层前的一段飞行过程。目标速度高、距离远，还可能伴随诱饵，因此拦截难度很大。公开信息同时明确，这类试验属于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
截至2026年7月，国防部最近一次公开宣布的相关试验，是2023年4月14日晚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结果达到预期目的。从1964年的一句追问，到近六十年后的公开试验，真正连接前后的，不是某一个型号，而是一条从未被彻底放弃的技术思路。

在我看来，“总要搞出来”并不是脱离条件的豪言，而是一种很务实的长期安排。重大科技突破很少靠一时冲刺完成，有时一代人只能搭起试验台，下一代人解决识别问题，再后来的人才能完成系统验证。只要方向清楚、积累没有中断，那些看似走得很慢的工作，最终也会成为国家科技能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