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迈斯纳，长期坚持对毛主席进行系统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很有新意。他说：毛主席的所谓“错误”，对他的人民大众而言，反而是“优点”。

这话听着刺耳，得细品。西方那套经济账本，算的是短期利润，盯着的是GDP报表上那几个数字。迈斯纳指出的，恰恰是更底层的东西：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要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那种“高积累、低消费”的苦行僧模式，在资本眼里当然是“错误”的，可正是这种“勒紧裤腰带”的活法，让中国用了不到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两百年的路。

拿数据说话最硬气。汉学家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里记录过，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1.3%。这速度，把当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都甩在了身后。长春一汽、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这些今天看来或许笨重的工业骨架，全是那个时候一寸一寸砸进地里的。没有这副骨架，后来的“世界工厂”就是空中楼阁。

再聊聊被很多人诟病的“平均主义”。市场派学者一看“大锅饭”就摇头，说这扼杀了效率。斯威奇却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这其实是在搞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本投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论很能说明问题：毛时代结束时，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跃升到65岁以上，而同期印度GDP增速并不差，人均寿命却远低于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因为那个时代把钱砸在了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全民扫盲这些“不产生GDP”的领域。血吸虫病被消灭，义务教育大面积铺开，这在资本逻辑里是“赔本买卖”，但对亿万底层民众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改革开放后那波“人口红利”，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变现。

说到“闭关锁国”的指责，更得掰扯清楚。所谓的“封闭”，很大程度是西方封锁下的被迫选择。而恰恰是在那种孤立无援的环境里，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1964年原子弹爆炸，1970年卫星上天，这些硬家伙让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也让尼克松在1972年主动跨过太平洋握手。没有这些“硬骨头”，后来的“软着陆”和对外开放，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所以迈斯纳的论断，价值就在于他跳出了短期利益的狭隘视域。他用一种战略眼光看明白了：那些被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判了“死刑”的政策，恰恰是在为国家主权、工业化地基和人民长远福祉买单。那一代人把苦吃了，把罪受了，把看似“错”的决策扛下来，把“对”的基石留给了后人。这不是简单的对错能评判的，这是一场跨越时代的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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