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张治中
黄埔军校一期到底有多恐怖？全班645人，一半打天下，一半守天下，仗全是同学在打
黄埔军校一期到底有多恐怖？全班645人，一半打天下，一半守天下，仗全是同学在打。1947年12月，河南遂平城外，寒风卷着黄土，刮得人脸生疼。俘虏营的帐篷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五花大绑的国民党将官被押了进来，靴子上全是泥。他抬头看了一眼帐篷里坐着的对手，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你怎么……""李铁军，好久不见。"陈赓没有起身，只是抬手让人给他松了绳子。李铁军是黄埔一期生。此刻他是国民党整编第五兵团司令官，手下三万美械精锐，这一仗全军覆没，连人带枪都丢在了伏牛山下。他苦笑一声，声音有点哑："陈大哥的'牵牛阵'，果然好生了得。"这场仗的开头，陈赓交代得很直白。出发前他把陈康叫来，压低嗓子交代："你们两个旅不过五六千人，李铁军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三万大军。你们和他斗不是斗武而是斗智啊！"十三旅、二十五旅假装主力，一路把李铁军往伏牛山里引。山高路陡，美式装备的辎重车、大炮拖不动，走一段就得停下来修路。李铁军的人马穿着皮鞋走山路，没几天脚底就磨出了血泡，粮食也运不上来，士气一天比一天低。陈赓的部队轻装简从，专挑山道走，故意留下脚印引着对方。一夜急行两百多里，把李铁军甩在了身后。等陈赓在遂平、西平之间布好口袋，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兵团，几乎是自己走进了死地。外人只看见战场上的输赢，不知道这两个人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结下过梁子，在黄埔岛上。那时候陈赓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李铁军和另一位同学胡宗南则站在"孙文主义学会"一边。两派人天天吵，隔三差五就动手。有一回在广东大学开会，陈赓跟李仙洲当场对上了，胡宗南冲过去帮腔。陈赓火气一上来，随手抄起一条板凳就追，边追边骂。胡宗南被撵得没命地跑，帽子甩掉在地上，没敢回头捡。谁也没把这一跤放在心上。几年后，胡宗南成了黄埔生里第一个当上军长的人。这种打闹在当时不算稀奇。两派人几乎天天为了一句话、一张传单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甚至真枪相向，几乎当场火拼。总值日官张治中紧急集合各部主任才把双方压下去，廖仲恺回校后又把开枪那一方撤职查办。这场斗争闹得没法收场，1926年，蒋介石干脆下令把两个组织一起解散。谁也没把这种年轻人的意气当回事。大家挤在同一间宿舍睡上下铺，早上一起出操喊口号，晚上为了政见吵得脸红脖子粗，转头又凑一桌吃饭。没人想到，这份意气二十多年后会变成战场上一笔又一笔的生死账。李铁军跟陈赓的私交原本不浅。"中山舰事件"之后，陈赓要离开广州，临走前请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吃饭，桌上摆着几碟粗菜。李铁军也在座，拉着他的胳膊不放，劝他别走。陈赓去意已决，两人话不投机，越说越僵。李铁军气得把酒杯往地上一摔，杯子碎了一地，转身出门，从此再没坐到一张桌上说过话。再见面，就是俘虏营里这一幕。同一批黄埔生里，还有一个总被忽略的名字，徐向前。他在校时话不多。黄埔校长找他谈过一次话，一个说浙江官话，一个答山西土话，来回听得都费劲。"你是什么地方人？""山西人。""在家都干过什么？""当过教员。"没几句就打发走了。校长当时并没把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放在眼里。后来的鄂豫皖战场上，胡宗南、黄杰、丁德隆先后领教过这个"不起眼"的同学的厉害，全都没占到便宜。俘虏营的帐篷里，陈赓和李铁军没再多说什么。押送的士兵进来带人，李铁军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同桌吃饭、如今审问自己的同学。他什么话也没留下，跟着走出了帐篷。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个名字，后来一大半成了将军。一半站在蒋介石这边，一半站在共产党这边。文章来源：网易新闻、学习公社数字图书馆
张素我（1915.04—2011.12.02），女，汉族，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爱国
张素我（1915.04—2011.12.02），女，汉族，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肄业后到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任安徽黄丽学校校长。1935年秋，20岁的张素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登上赴英轮船，金陵女子学院的肄业证书压在箱底，心里装的却是教育学的理想。英国西南大学的课堂上，她听着教授讲西方教育体系，指尖却总摩挲着国内寄来的旧报纸——日军铁蹄踏向华北的消息，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朋友劝她安心深造，说“留洋归来能谋更好前程”，她摇摇头：“国破家安，谈何前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张治中接连发来数封加急电报，语气从温和转为严厉：“速归，共赴国难”。她没丝毫犹豫，立刻办理退学手续，变卖随身值钱物件凑路费，8月就踏上归国之船。船抵上海时，淞沪会战的炮火已震彻黄浦江，她换乘火车到苏州见父亲，没有半句娇嗔，只说“我要回巢县，守好黄丽学校”。黄丽学校是父亲早年在家乡创办的，本是为让农家孩子有书读，抗战爆发后，校舍被日军炸得千疮百孔，课桌烧得只剩木板，教材全成灰烬，学生们跟着家人逃难，散落在周边山村。她到任第一天，就背着帆布包走村串户，草鞋磨破了底，裤腿沾着泥，挨家挨户找孩子。有个躲在山洞里的10岁男孩，父亲战死沙场，母亲病逝，见了她就躲，她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饼干，轻声说：“我是张校长，以后有我在，你能读书，能吃饱”。办学的难，远超想象。没有教材，她就用毛笔在麻纸上刻蜡纸，油印出简易课本；没有教室，就借祠堂、牛棚当课堂，哪怕漏风漏雨，也在墙上贴上手写的“读书救国”；学生饿肚子，她就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每天啃红薯干，却把仅有的白米饭留给孤儿和逃难孩子。她还加了“抗日救亡课”，教孩子唱《松花江上》，教他们识别日军信号，教简单的救护知识——这些孩子，是战乱里的火种，她要护好这簇火。1938年春，日军逼近巢县，空袭接连不断。有人劝她撤离，说“留得青山在”，她却把学生编成小队，带着他们往山里转移。空袭警报一响，她就护着孩子钻进防空洞，用身体挡住落石；夜里没有灯，就点起松枝，借着微光上课。有次炸弹落在祠堂旁，震得屋顶掉渣，一个女孩吓得哭，她抱着女孩唱家乡的童谣，说“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回学校，有明亮的教室，有新课本”。她从没想过靠父亲的名气谋特权。学校缺物资，她不找父亲求助，自己去镇上募捐，挨家挨户讲道理，把自己的首饰捐出来换粮食；学生要去前线当救护员，她不阻拦，反而教他们急救技巧，给他们塞干粮和家书——她知道，教育不是只教书本，更要教担当。后来战局恶化，她不得不撤离黄丽学校，却把教育的火种带到了湖南、重庆。任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副主任时，她教妇女们识字、做军鞋、搞宣传，让无数女性走出家门，成为抗战的后方力量；在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她跟着宋庆龄做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救助上千名难童，给他们家的温暖。有人说，她是“和平将军”的女儿，本该享安逸，却偏要吃这份苦。她却总说：“父亲教我‘以身许国’，不是说说而已。女子也能扛事，教育就是我最硬的武器”。从英国留学的知识青年，到烽火里的乡村校长，再到抗战后方的教育者，她的身份在变，初心从未变——用知识守护家国，用教育点亮希望。晚年的她，常给晚辈讲黄丽学校的故事，讲那些在山洞里读书的孩子，讲刻蜡纸的日子。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数十年的坚守，告诉世人：爱国从不是口号，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是平凡里的默默坚守，是无论身处何地，都把国家放在心上。在那个女性被束缚的年代，她打破身份枷锁，用教育为抗战添砖加瓦；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她放弃优渥生活，用行动诠释“家国大于一切”。这样的人生，值得被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