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晚年亲口说破惊人内情：红军万里长征能够成功转移，蒋介石当居一半之功。重兵数十万步步为营围堵究竟为何以惨败收场？

1934年深秋，八万多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踏上了后来震惊世界的长征之路，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修筑上万座碉堡，布下四道封锁线，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架势，可谁也没想到，经历湘江血战仅剩三万余人的红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一路穿越云贵川，胜利抵达陕北。

多年以后，曾经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口述回忆录里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红军长征能成功突围，有一半的"功劳"要算在蒋介石头上。

这话不是凭空调侃，而是这位与蒋介石缠斗了半辈子的桂系领袖，站在亲历者视角戳破了一层窗户纸，国民党看似铜墙铁壁的围剿，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的目标不是只想剿灭红军，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盘踞各省的地方军阀，前者是心腹之患，后者却是肘腋之疾，在蒋介石心里，后者甚至更棘手。

从1929年蒋桂战争开始，削藩就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广东陈济棠，个个手握军政大权，南京的政令出了华东就打折扣，中央军贸然开进西南，师出无名不说，逼急了各路军阀联手对抗，局面只会更糟。

首席谋士杨永泰给蒋介石献了一条"驱虎吞狼"的计策：借追剿红军的名义，让中央军名正言顺地开进西南各省，一石二鸟，既消耗红军又削弱军阀，最后中央军坐收渔利，这不是什么阴谋是摆明了的阳谋，各路军阀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所以就出现了战争史上极其荒诞的一幕：薛岳率领的中央军跟在红军后面，不紧不慢地"追"，距离永远差那么一两天的路程，说是追剿不如说是驱赶，把红军往各个军阀的地盘里赶，然后中央军以"协防"的名义顺势进驻。

面对蒋介石的阳谋，地方军阀很快算清了一笔账，红军只是过境，只要不在自己地盘扎根，最多损失一些粮草弹药，地盘还是自己的，可要是跟红军拼得两败俱伤，中央军紧随其后开进来，那就是连人带兵带地盘一锅端，横竖都是损失，两害相权取其轻。

最典型的就是贵州王家烈，红军四渡赤水期间，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蒋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反而让薛岳的中央军直扑贵阳，直接接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王家烈丢了地盘，最后只落得个"军事参议院参议"的虚衔，被变相软禁起来。

这一幕被西南各路军阀看在眼里，寒在心里，广西的桂系、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全都心照不宣地调整了策略：堵截可以做做样子但绝不死拼；防线可以层层布置但一定要留出口子，只要红军赶紧离开自己的地界就算完成任务。

湘江战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桂系部队明明占据有利地形，却故意放缓推进速度，以"请示汇报""核实战报"的名义拖延时间，在严密的包围圈上留出了一道缝隙，不是桂军不能打，是李宗仁白崇禧心里清楚：把红军打光了下一个被收拾的就是自己。

如果只把长征胜利归结为国民党内斗放水，那显然低估了红军的本事，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红军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国民党的派系矛盾，并且主动利用这些矛盾制定战略。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打的就是"矛盾战"，四渡赤水之所以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本质上就是精准拿捏了蒋系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之间互不信任、各自为战的弱点，红军专门在几支部队的防区结合部穿插，利用各支部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从看似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硬生生钻了出去。

更重要的是，红军有国民党永远比不了的优势：统一的指挥、坚定的信念、上下一致的目标，国民党那边几十万人马，分属十几个派系，各有各的算盘，命令传到前线层层打折扣，红军这边虽然人少却令行禁止，指哪打哪。

这就是为什么三万红军能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活下来，不是对手太弱，是对手从根上就是散的，蒋介石算尽了权谋，赢了削藩的战术，却输掉了剿共的战略，他把精力都花在算计自己人身上，反而给真正的对手留出了生存空间。

李宗仁那句"一半功劳算蒋介石"，听着像嘲讽，实则是对国民党政权最深刻的诊断，一个内部派系林立、人人只顾自家利益的政权，就算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形不成真正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