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河南战场，师长吕公良拒绝抛下伤兵换装逃生，带着三千官兵与八万日军血战九日，这场仗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

1944年春天，日军为打通从东北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也就是中国战场上的豫湘桂战役，地处中原腹地的许昌，是平汉铁路上的关键枢纽，自然成了日军必争之地。

按照最初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要求第一战区至少派两个师重兵防守许昌，可承担豫中防务的汤恩伯为了保存自己的嫡系部队实力，只调来了新编第二十九师这一支杂牌军。

这个师1942年才由周家口警卫团等地方武装扩编而成，全师满打满算只有3000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壮丁，连枪都没摸热乎，他们手里的武器大多是老旧的汉阳造，每人只能分到四五发子弹，连重机枪都没几挺，被称为"国军装备最差的部队"。

而他们面对的，是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八万余人，包括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等精锐部队，配备了坦克、重炮，还有空中战机支援，八万对三千，装备差距更是天壤之别，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被抛弃的死局。

接到死守许昌的命令后，黄埔六期毕业、身经百战的吕公良没有半句怨言，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更不能让身后的百姓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战前他的妻子带着儿女从南召来到许昌想见他最后一面。

吕公良匆匆与妻儿告别，红着眼眶对妻子说："我这次受命固守许昌，同日军必有一场恶战，我已抱定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假如我为国牺牲了，乃是全家的光荣，你们定会受到国家的抚恤，民众的尊敬，你要多多保重，万望把儿女们抚养好。"

送走妻儿后，吕公良在文峰塔下召开誓师大会，当场处决了三名通敌汉奸，对着三千将士立下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不分昼夜亲自巡查城防，把仅有的老兵拆分编入新兵队伍手把手教战术，每晚还会到战壕里看望伤兵，挨个喂水喂粥，对士兵们说："能喘气，就是兵；能睁眼，就是岗。

" 4月30日清晨6时，日军对许昌发起总攻，密集的炮火像雨点一样砸向城墙，整段整段的城墙被轰塌，断砖碎石混着鲜血四处飞溅，吕公良始终坚守在前线指挥，胳膊被弹片划开长长的口子，扯块布条一裹就继续战斗，哪里战况最危急，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部下看着伤亡越来越重，援军却迟迟不到，急得劝吕公良换身便衣混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话彻底激怒了吕公良，他指着担架上呻吟的伤兵，眼眶通红地说："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虽死犹荣，岂能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我是师长，岂能抛下弟兄独自逃生？"

吕公良始终穿着那身醒目的黄呢将军服，不肯换下，这份决绝让原本有些慌乱的新兵们瞬间定了神，没人再提撤退，没有子弹就用石头砸，没有长枪就用刺刀拼，不少士兵背着炸药包往日军坦克下钻，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城门被日军坦克撞开，巷战正式打响，残存的将士依托房屋街巷顽强阻击，每一条街道都成了血肉磨坊，眼见大势已去，吕公良在报请上级批准后，下令分两路突围，保留火种伺机再战。

吕公良亲自率领数百残兵从东门突围，一路浴血拼杀，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行至城东烟墩郭附近的麦田时，他们遭遇了日军的伏击部队，吕公良身中数弹倒在麦地里，面对围上来的日军，他挣扎着坐起身，高喊"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击毙了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士兵，直到最后一刻。

这场战斗，新编第二十九师三千将士几乎全部殉国，除了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第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第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姚俊明也全部壮烈牺牲，全师高级军官只有参谋长一人侥幸突围。

许昌虽然最终失守，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杂牌军，用血肉之躯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日军三十七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顽强的抵抗，那些曾经嘲笑新编第二十九师"不堪一击"的日军，在战史中不得不承认："许昌守军，皆为勇士。"

1986年吕公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的许昌早已繁华安宁，但那段三千壮士死守孤城的悲壮历史，永远不该被遗忘，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无数像吕公良这样的普通人，放下锄头拿起钢枪，用宁死不屈的骨气，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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