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马场町刑场，陈宝仓牺牲之后遗体无人敢领，好友冒死领出腐烂遗体，最后被一位17岁女学生跳海冒险偷渡抢回骨灰。

主要信源：（中国档案资讯网——陈宝仓潜伏身份证明档案首次公开）

陈宝仓：马场町的枪声与归乡的骨灰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一声枪响，陈宝仓的人生定格在50岁。

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吴石、朱枫、聂曦。

此时，距离他受命从香港潜伏赴台，尚不足两年。

这位曾参与昆仑关战役、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国民党中将，最终以“共谍”身份，走完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陈宝仓是河北遵化人，生于1900年。

那个年代，读书人想找出路，从军是一条道。

他考进了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工兵科第九期的毕业生，科班出身，军事素养扎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上了前线，打过许多硬仗，当过师长、代理参谋长，身上留下不少伤疤。

最重的一处在右眼，几乎失明，“独眼将军”的名号由此而来。

1945年10月，他在青岛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从日方代表手中接过投降军刀的那一刻，或许是他军人生涯的顶点。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在国民党阵营里理应有个不错的归宿。

他看到抗战胜利后，国家并未迎来和平，内部腐败与内战阴云让他深感失望。

1948年，经人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思想逐渐转向。

他认定，国家的未来在另一边。

1949年初，他接受中共华南分局和民革中央的秘密派遣，随国民党撤退的部队前往台湾，执行潜伏任务。

在台湾，他表面的身份是“国防部”中将高参、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地位不低，能接触到核心军情。

背地里，他利用职务，将台湾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军用地图等情报，细心整理。

通过秘密渠道交给同为潜伏人员的吴石将军，再辗转送往香港，最终抵达大陆。

他画下的图纸、写下的情报，为解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这是一条行走在刀尖上的路，台湾当时已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特务四处搜捕可疑分子。

1950年初，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导致大量人员暴露。

随着调查深入，吴石被怀疑，从他家中搜出的情报笔迹，指向了陈宝仓。

三月，陈宝仓被捕。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审讯与折磨。

但根据后来解密的有限资料显示，他顶住了所有压力，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露组织秘密。

在给老友的简短遗言里，他只平静地交代了后事：“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6月10日，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迅速而冷酷，四人被押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当时台湾气氛肃杀，被枪决的“政治犯”遗体往往无人敢认领，生怕惹祸上身。

6月的台北，炎热潮湿，陈宝仓的遗体在刑场曝露数日，情形不忍卒睹。

消息传到香港，他的妻子师文通悲恸欲绝，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丈夫回家。

她冒险联系了丈夫在台北的两位旧交，一位是曾在他手下任职的军需官唐辉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陈克敏。

请托的内容极其危险：去刑场收敛遗体并火化。

面对这个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请求，唐辉麟和陈克敏没有退缩。

他们设法避开监视，潜入马场町，凭借对陈宝仓身体特征（如失明的右眼、腿上的旧伤）的记忆，在众多遗体中辨认出他。

之后又多方奔走打点，花钱贿赂火葬场工人，才将遗体匆匆火化，取回了骨灰。

骨灰暂时交到了陈宝仓在台北念高中的三女儿陈禹方手中，但如何将骨灰送出戒备森严的台湾，又成了天大的难题。

这时，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孩站了出来。

她是陈禹方的同班同学，名叫殷晓霞。

这个女高中生听说了事情原委，做出了一个勇敢得惊人的决定：由她将陈伯伯的骨灰带到香港。

1950年7月，殷晓霞将骨灰密封好，藏进行李，登上了驶往香港的轮船。

船到香港码头，她才发现自己没有合法的入境证件，根本无法上岸。

眼看船只即将返航，一切努力要付诸东流，这个女孩做出了更惊人的举动。

她将骨灰用防水布紧紧捆在自己身上，扔掉所有行李，在一个夜晚，纵身跳入漆黑的大海，奋力向香港海岸游去。

海流湍急，前途未卜，她只有一个信念：把骨灰安全带回去。

最终，她成功了。

上岸后，她几经周折找到师文通，将那份饱含海水与勇气、沉重无比的骨灰，交还给了烈士的家人。

骨灰的回归之路，至此才走完大半。

师文通带着子女和丈夫的骨灰，想方设法回到大陆。

陈宝仓的牺牲得到了追认。

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编号为“字第零零零九号”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正式追认陈宝仓为革命烈士。

这张编号极靠前的证书，是国家对这位隐身英雄的最终定论。

1953年，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李济深先生亲自主祭。

这位保定军校出身的将军，在辗转半个中国，并跨越那道海峡之后，终于魂归故土，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