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一带，“广府人”(广州府本地土著)概念，对应的就是“客家人”(迁入广州府移民)而生。所以，“广府人”称谓的由来，主要还是为方便区分出，珠三角广州府当地内的外来客家移民，而发明出的群体概念。

其实，在开放大环境下，南迁汉人，由于主动触入了珠三角广州府当地百越族群中，从而形成了，具有岭南地域文化特质的所谓“广府文化”。
反之，南迁汉人中，那些不愿意融入本土百越族群，而又留守在了偏远山区、聚族而居的客家人，则是固守了中原汉人正统根脉，少有融合而变异，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客家文化”，更多还原了中原古风古韵。

所以，历代南迁中原客家移民，进入广东珠三角广州府等开放生活环境的，大多都会脱离客家族群的文化认知。他们在地长期融合过程中，自然也就多是会同化成为，现在所谓的“广府人”。

可以说，近来刚定义出来不久的“广府人”概念，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区分出珠三角广州府当地，那些外迁而来的“客家人”，所发明的一个地区性群体概念。

在古代，广东珠三角平原广州府地区的族群，只有原生的本地百越土著，和后来南迁而入的历代中原移民（客家先民） 的区分。所以，为了方便区分出这些，不是当地原住民，而是后来才迁入该地的客家移民。于是，有些人又把珠三角广州府的当地原住民，定义成为了现在所说的“广府人”。

可见，现在所谓的“广府人”，其实也不是远古就有的独立原住民族群概念，它只是后世，特别是在这几十年后，一些学者，以原明清时的广州府行政地域，而特意给这片区域内，以白话(广州话)为母语，不同族群融合同化后，所形成的人群，冠名而来的。

据悉，这些珠三角广州府一带的所谓“广府人”，本源是以当地百越原住民，融合历代南迁汉族移民，特别是唐宋时期，从珠玑巷南下的中原客家先民后裔，不断混居融合后，慢慢形成的混合群体。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宋朝“靖康之难”后，大批中原河洛、开封一带的客家先民，经江西、过梅关、落脚南雄珠玑巷。然后中转，再分流，而大量的迁入了珠三角平原各地。

可以看出，离开客家人聚居的封闭山区，进入相对开阔开放的珠三角平原之后：

这些移民，由于融入了当地百越族群之中，很多生活方式趋向于了本土化→→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不再坚守客家人聚族山居、封闭固守、重宗族礼法、不与土著深度混融的传统；

在长期身处百越原住民包围之中后，慢慢放弃了固有的中原语言古韵、宗族旧俗、礼乐礼制；
​转而在生活习俗、口音语调、文化习性上，都逐步的向本地百越底层文化靠拢、被环境所同化；
​几代之后，大多慢慢脱离了客家文化的根脉，地域认同上，早已压倒了原有的祖源认知，从而形成了现在，媒体口中的“广府人”了。

所以，很多珠三角“广府人”，本质上，并不是纯粹的百越原住民，更不是另一支相对完整独立的汉族移民群体。

其底层本源，主要还是基于当地百越原住民，然后又不断融入历代南迁汉人，特别是宋朝时，珠玑巷南下的客家后裔，所形成的本地群体。可以说，珠三角等地，就象是个巨大海绵和大熔炉，南迁移民在这种平原开放环境里，由于丢失了客家正统文化、又主动融入了本地土著风俗，从而慢慢融合异化后，才形成的“广府民系”身份的。

这也就是，同样是北方中原南迁汉人、同样是走珠玑巷脉络，为什么一部分人选择进山聚族而居，死守了语言、族谱、古礼中原旧俗，守住根脉，形成了“正宗客家人”；

而另一部分人，由于进入更加开放多元化的珠三角平原后、大多随俗本地同化了。因此，丢掉了不少客家文化内核，融入了更多本地风土民俗，从而慢慢演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广府人”和“广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