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 瑞典 大使耿飚遭到瑞典军官的轻视：“你带过多少兵？”谁知耿飚轻飘飘说了一句，瑞典官员立刻肃然起敬。 1950年初耿飚从军事岗位调入外交系统，被任命为新中国驻瑞典王国首任大使，同时兼任驻丹麦和芬兰公使。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当时中瑞双方关系处于起步阶段。他抵达斯德哥尔摩后立即投入使馆工作，组织团队处理日常事务和对外联络。那一年10月1日国庆招待会举办期间，一位瑞典军官提出关于带兵数量的提问，耿飚的回应让现场气氛发生变化。第二天瑞典报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引发当地各界对新中国大使背景的注意。这次事件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外交人员具有的军事资历和实际能力。 耿飚在瑞典担任大使三年时间里，重点推动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他积极促成铁矿石贸易相关事宜，使瑞典钢厂开始采用中国矿石资源，逐步打开双边贸易渠道。同时他组织中国艺术相关展览活动，向瑞典公众展示书法和绘画作品，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传统。这些工作为中瑞关系后续发展打下基础，也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在建国初期的务实风格。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礼仪层面，而是通过具体项目逐步增进双方互信和了解。 三年任期结束后耿飚调任其他岗位，1956年3月至1959年10月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加强中巴友好关系，推动两国开通空中航线和公路交通联系，为后来长期合作奠定基础。巴基斯坦当时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独立进程中面临各种挑战，耿飚通过实地工作加深了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沟通。这些努力让中巴关系进入稳定发展轨道，也为新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外交布局提供支持。 1963年9月至1967年9月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继续开展双边交流工作。他重点关注两国边界和经济合作事宜，处理日常外交事务，推动务实项目落地。缅甸是中国重要邻国，双方关系涉及多个领域，他通过使馆渠道保持稳定联络和信息交换。这些任职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外交实践，也让新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影响逐步扩大。 1969年5月至1971年1月耿飚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此期间他深入调查当地实际情况，如实向国内反映援助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这些意见最终得到采纳，对中国对外援助策略产生积极影响。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不回避实际困难，这成为他外交生涯的一贯特点。 回国后耿飚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务，参与中央外事决策工作。1981年他出任国防部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此前因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但保留了军籍。他的国防部长任职体现了国家对军事和外交复合人才的重视，在任期内他参与军队相关事务处理，继续贡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