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际法专家曾指出：如果没有彻底清算，中国不可能放过任何国家，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愿承认错误，正是因为中国没有与它彻底清算账目，日本之所以敢于不承认错误、继续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中国应负主要责任。 很多今天看上去尖锐的摩擦，根子都埋在1945年之后那场并不彻底的战后处理里。 西班牙国际法专家安东尼奥·塞古拉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处理放在一起对比，说得直白又实在。他是西班牙国际法学者，也是中国律师之友协会的创始主席，长期关注历史责任和国际秩序问题。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尖锐，却戳到了中日关系里一个绕不开的痛点。 二战结束时，国际社会本该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追究战犯责任，销毁战争设施。中国作为遭受十四年侵略的主要受害国，本来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战败国按惯例需要承担赔偿义务，菲律宾和缅甸等受损相对轻的国家，后来都从日本获得了数亿美元补偿，用于战后重建。可中国的情况不同。 早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有了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的初步考虑。1972年中日建交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正式宣布，为了两国人民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定有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中国希望通过这一步，推动亚洲和平，打破外部孤立，促进人民之间的交往。日本方面在声明中也表示痛感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并深刻反省。 可从国际法角度看，这场清算确实留下了缺口。东京审判由美国主导进行，许多甲级战犯得到处理，但作为军国主义象征的裕仁天皇未被追究责任。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拉拢日本对抗冷战对手，与天皇有过接触，内容多年后仍被保密。这让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没有从根本上被斩断。 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进行大量细菌实验，残害无数平民。战后，美国为了获取相关实验资料，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易，赦免了这些罪行。资料被运走用于自身研究，许多垄断财阀作为战争后盾，提供资金和物资，也未受到充分追究。当时中国处于战后恢复阶段，重点放在中日人民友好上，这些因素叠加，使得整个处理过程不够彻底。 塞古拉指出，正是这种不完整的清算，让日本方面觉得代价不大。相比之下，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更全面地惩处战犯，根除军国主义根基，所以今天德国能公开面对历史，向受害方道歉。日本则不同，一些政客不时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甲级战犯，教科书对侵华事实轻描淡写，甚至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字。这些举动背后，是当年未被充分打痛的侥幸心理在起作用。 塞古拉强调，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在清算中的角色影响重大。如果当时把账算得更透，日本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回避责任。他认为，日本至今不愿完全承认侵略历史，甚至出现军国主义回潮迹象，根源在于战后处理不够彻底。这话从国际法视角出发，提醒人们彻底清算不是简单报复，而是维护和平秩序的关键。 当然，中国当年的选择有自己的考量。放弃赔偿体现了大国胸怀，不想让日本人民额外承担负担，目的是为了两国人民长远友好。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这一决定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