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将文强，被解放军战士俘虏送到俘虏营时，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俘虏们端着搪瓷碗排队领窝头，蒸汽混着菜香飘过来，文强下意识拢了拢领口，他身上那件呢子军装，还没来得及换成士兵服。 同袍里有个少将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报假名，就说你是上尉书记官李明。” 文强点点头，心里却发虚。 他在国民党军里当了十几年中将，手底下管过几万人，走路的姿势、拿筷子的手势，哪像个上尉？ 俘虏营的管理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登记时多看了文强两眼。 “李明？河南人？”管理员一边写一边问。 文强硬着头皮应着，却没注意自己脱口而出的湖南口音。 当晚肖政委来看新俘虏，管理员指着文强的名字说：“这人说自己是上尉，但说话像读过书的，不像跑腿的书记官。” 三天后肖政委找文强谈话，桌上摆着个粗瓷茶杯。 他清了清嗓子读起来，读到“人民解放”时，肖政委突然问：“你这文笔，黄埔四期的吧？”文强捏着报纸的手猛地收紧。 肖政委没再追问，反而让人给文强送来一床新棉被。 “俘虏营条件不好，”送棉被的战士说，“但政委说，不管以前是啥官，到这儿都是同志。” 文强摸着棉被里软和的棉絮，想起自己在徐州剿总时，士兵们盖的被子里全是碎棉渣。 他贴身的怀表没被搜走，铜壳子磨得发亮，那是他黄埔毕业时校长送的。 改造座谈会上，一个黄百韬兵团的小兵站起来说：“我在国民党军里三年，没见过连长跟士兵一起吃饭。 到了解放军，班长天天帮我补袜子。” 文强坐在角落，笔尖在本子上划拉，突然写下“官兵平等”四个字。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以前总说共军穷，可他们的士兵眼里有光，我们的士兵眼里只有麻木。” 三个月后，文强主动找到肖政委，递上一叠稿纸。 “这是我写的《国民党失败原因剖析》。” 他低着头说。 肖政委翻到最后一页，看到文强在落款处写着“原国民党中将文强”。 窗外的阳光照在稿纸上，把“失败”两个字照得格外清楚。 从隐瞒身份的“李明”到直面过去的“文强”，改变他的从来不是强制，而是俘虏营里那碗和士兵一样的白面馒头，是肖政委没让他上交的怀表，是小兵说起“班长补袜子”时眼里的笑。 这种把敌人变成同志的能力，或许就是解放军最厉害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