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命令宪兵去枪毙作战不利的师长戴海容。宪兵闯进溃逃的乱兵群里，戴海荣知道事情不妙，命令卫兵： “这几个家伙，竟敢直呼老子的名字，把他们毙了！”   作为一个在农村贫苦环境长大、甚至流浪过街头的穷小子，他的逻辑非常务实：谁给饭吃跟谁走，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但他那天平瞬间就向国民党倾斜了，一方面，他听说国军那边能吃到美国进口的口粮，那种“管饱”的传说对饿怕了的人有着致命吸引力。   另一方面，比起共产党的清贫，国民党许诺的军饷薪资确实要在账面上高出一截，既能填饱肚子，还有机会在浑水中捞点油水，这对戴海荣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生意，但他很快就被现实打了一记耳光。   所谓的进口口粮，经过长官们的层层盘剥，落到大头兵手里早已变成了发馊过期的残羹冷炙，这不仅没激起他的愤怒，反而让他心安理得地确立了自己的“摸鱼哲学”：既然连口热饭都供不上，凭什么要老子去拼命。   从此，在枪林弹雨中，戴海荣练就了一身“保命绝学”冲锋时他总是磨蹭在队伍最后，形势稍有不对就就地装死，利用这种灵活的身段，身上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轻伤，竟奇迹般地躲过了无数次死劫。   这事儿魔幻就魔幻在，国民党高层的选拔机制出了大问题，在一个伤亡率极高的绞肉机战场上，高层们根本没闲心去深究谁是躲在死人堆里装的，反而因为戴海荣每次都能从全军覆没的战斗中“幸存”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人才，甚至带有一种“福将”的迷信色彩。   于是，他的官运反而亨通起来，从连长一路混到了师长，更有意思的是他那套独特的“带兵之道”虽然自己是个极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他不傻，深知要让底下人不拆穿他这套把戏，就得形成利益共同体。   他不像其他国民党军官那样视士兵如草芥，反而利用职权拼命向上峰申请物资，把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弟兄们喂饱穿暖，这招“收买人心”极为奏效，士兵们哪怕知道长官在假打，也都心照不宣地替他守口如瓶，甚至为了保护这个能让他们吃饱饭的长官。   在某些不得不打的战斗中反而表现得更加卖力，然而，混日子的好运终究会在真正的铁壁面前撞得粉碎，辽沈战役打响后，随着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的颓势已成定局，偏偏这时候，戴海荣碰上了较真的顶头上司廖耀湘。   这位于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早已察觉戴海荣部“出工不力”的猫腻，别的部队打得稀烂，怎么就你的兵损耗这么低，为了逼这个滑头拼命，廖耀湘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锦州，这还不算完，他深知戴海荣的尿性，特意安插了两名心腹宪兵潜伏在侧。   美其名曰督战，实则带着“尚方宝剑”，一旦发现戴海荣再有消极避战或临阵脱逃的苗头，当场就能执行枪决。   这一回，戴海荣是真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看着眼前如同铜墙铁壁般的解放军阵地，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再去为了所谓的命令让士兵们送死，既不划算也没意义，在最初的交锋中，他的部队一天内伤亡就超过七千人，这种惨状让他彻底清醒。   在一次指挥部的所谓“部署”中，那种在街头流浪时练就的野兽般的直觉救了他，他注意到远处那两名面生的宪兵神色阴鸷，频频向自己这边张望，这是一个死局：往前冲是必死无疑，往后退则会被廖耀湘处决。   生死关头，戴海荣那种在夹缝中求存的狠劲爆发了，就在当晚溃败之际，趁着两名宪兵试图借着夜色靠近问罪、准备宣读处决命令时，戴海荣抢先发难，他根本不给对方开口宣读廖耀湘手令的机会，而是利用自己平时积累的威望。   对着身边的贴身护卫大吼：“混账东西，竟敢直呼我的名字，动摇军心，给我拖下去毙了”心腹士兵们哪管那么多，既然是那个管饭的好长官发话，抬手就是一梭子，直接将那两个宪兵当场射杀。   这一枪开出去，等于彻底斩断了回国民党体系的路,为了给跟随自己多年的弟兄们谋条生路，这位“逃跑师长”做出了军旅生涯最后，或许也是最像样的一个决定：他没有裹挟残部陪葬，而是遣散部队，甚至暗示部下直接向解放军投降求活路,而他自己，则早已做好了盘算。   早已嗅到风声不对的戴海荣，利用私下积攒的金条和积蓄，并没有直接傻乎乎地去机场,他猜到震怒的廖耀湘肯定发布了全境通缉令,为了避开追捕，他带着家人先是在沈阳隐姓埋名地躲了一段时日，利用这这种“灯下黑”的策略熬过了最危险的抓捕期。   直到确认廖耀湘的主力部队已经自身难保、甚至全军覆没之后，他才动用最后的人脉和资源，搞到了逃离的机票，连夜带着妻儿家当飞往台湾,后来的故事便少了几分硝烟，多了几分讽刺,当昔日的同僚们或战死、或被俘在功德林改造时。   这位因“怯战”和“违纪”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戴海荣，却因为脱身得早，靠着前半生攒下的本钱在台湾做起了生意。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辽沈战役全记录》：-07/30/content_776023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