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志愿军117师政治部主任吴书牺牲，怀6个月身孕的妻子强忍悲痛，竟提出一个奇怪要求，众人不解又揪心。 熟悉吴书的人都知道，他是从河北阜平的山沟里走出来的红军战士。16岁跟着村里的游击队打鬼子，20岁加入八路军，从通讯员干到政治部主任，身上的伤疤能数出五六处——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解放石家庄时，为了救一个被困的村民，他的左腿被炮弹碎片划开一道深口子，养了三个月才勉强能走路。 他和妻子李兰是1948年在部队认识的，李兰当时是师部的卫生员，吴书养伤时，她每天给他换药、读报纸，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结婚那天，吴书只给李兰买了一块红布当围巾，笑着说：“等全国解放了，我再给你补个像样的婚礼。”可没等到那一天，1950年冬天，吴书就跟着117师跨过了鸭绿江。 1951年4月，第四次战役期间，117师在汉江南岸阻击美军。吴书作为政治部主任，不仅要负责部队的思想工作，还要跟着前沿部队一起转移伤员。 那天下午，美军的飞机突然空袭，投下的燃烧弹在阵地附近爆炸，有几个战士被困在着火的工事里。吴书不顾身边人的阻拦，冲过去救人，刚把一个小战士拉出来，一块燃烧的弹片就击中了他的胸口。送到后方医院时，已经没了呼吸，年仅29岁。 消息传到师部，李兰正在给伤员包扎伤口，手里的绷带“啪”地掉在地上。她愣了半天，没哭也没闹，只是慢慢走到临时搭建的灵堂前，看着吴书盖着国旗的遗体，手轻轻放在自己隆起的肚子上——那是她和吴书的第一个孩子，还有4个月就要出生了。师部首长怕她撑不住，让卫生员陪着她，可她只是摇摇头，说“我没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第二天，李兰找到师政委，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声音却很坚定：“政委，我有个请求，希望部队能帮我办。”政委以为她要申请回国养胎，或者要些抚恤金，赶紧说：“李兰同志，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部队一定满足你。”可接下来李兰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我想把吴书的笔记本，分给师里的年轻战士，每人一本，让他们带着吴书的字继续打仗。” 这话一出口，旁边的卫生员都急了：“李兰姐，那可是吴主任唯一的遗物啊！你怀着孕，以后孩子长大了，连爸爸的东西都没个念想怎么行？”师政委也皱起眉：“李兰同志，你再想想，这笔记本里记着吴书的战斗心得，还有他写给你的信，你真要分给战士们？” 李兰摸了摸肚子，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却还是坚持：“我想过了，吴书活着的时候，总说这些笔记本里记的不是他一个人的东西，是跟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总结的经验，还有他想跟孩子们说的话。 现在他走了，这些经验能帮战士们少流血、多打胜仗，比放在我手里当念想有用。至于孩子，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爸爸是个英雄，他的字跟着叔叔们一起保家卫国了，这比任何遗物都珍贵。” 众人听了，都红了眼。谁都知道，吴书的笔记本有十几本，每一本都写得工工整整，有的记着战士们的姓名和家庭情况，怕牺牲后联系不上家属；有的记着战术技巧，比如怎么在雪地隐蔽、怎么躲避敌机空袭；还有几本是写给未出生孩子的信，说等战争结束了，要带他去看天安门，去老家的山上摘野果。这些笔记本，是李兰和孩子最珍贵的念想，可她却愿意拿出来，分给素不相识的战士。 师政委感动得说不出话，当即同意了她的要求。战士们拿到笔记本时，都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有的战士在笔记本上写下“向吴主任学习”，有的把笔记本当成护身符，每次战斗前都要翻一翻。有个18岁的新兵，之前总怕打仗，看了吴书笔记本里“为了孩子能过上安稳日子，再苦再难也要扛住”的话，后来在战斗中主动冲锋，立了三等功。 李兰没有回国，她留在了师部卫生队，继续给伤员包扎伤口。白天她忙着工作，晚上就坐在油灯下，把吴书没写完的信接着写下去，跟肚子里的孩子说爸爸的故事。1951年8月，她在后方医院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吴继军”，意思是继承爸爸的遗志，继续为国家效力。 后来，李兰带着吴继军回国，把战士们寄回来的笔记本复印件整理好，装订成册。吴继军长大后，考上了军校，每次放假回家，都会翻这些笔记本，听妈妈讲爸爸的故事。他常说：“我虽然没见过爸爸，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字陪着叔叔们打过仗，现在又陪着我成长，这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 李兰当年的“奇怪要求”，看似不近人情，实则藏着最深的家国大义。她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悲痛里，而是把丈夫的遗志变成了鼓舞战士的力量，把对孩子的爱，融入到对国家的守护中。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太多像李兰这样的家属，她们失去了亲人，却依然选择站在身后，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前线，她们的坚强和大义，和牺牲的战士一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