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谁料，老人竟用流利的日语破口大骂，不成想，这群日本兵的首领站了出来，对着老人鞠了一躬，并用日语说：“陈桑学长，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骚扰，还要把您和家人们保护得好好的！” 陈寅恪这人，1890年生在湖南长沙，家是江西修水的书香门第。爷爷陈宝箴当过湖南巡抚，爹陈三立是诗人，家里三代都是文化人。他小时候在家塾学四书五经、算学啥的，1900年爷爷去世，家搬江苏南京，爹办思益学堂教现代课，他学英文、几何。1902年跟哥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历史，1905年脚病回上海养病，还自学德文。1907年进复旦公学预科，1909年毕业，自费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东方语言，后来转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战爆发回国，1918年拿江西官费去美国哈佛学梵文巴利文 那年头的留学生，多是奔着学工程、军事救国去的。 陈寅恪偏不。他在柏林大学啃波斯文文献，在巴黎大学抄敦煌遗书，到了哈佛，对着满架子的梵文经卷能蹲一整天。同学笑他迂腐，说这些老古董救不了国。他眯着近视眼笑，手里的毛笔还在本子上画着楔形文字：“国之根在文化，根断了，啥都立不住。” 1925年他回国，梁启超推荐他去清华教书。校长问他要文凭，他挠挠头：“我没毕业过。”梁启超急了，拍着桌子说：“我梁某人著作等身，不如陈先生寥寥数页文章。” 就这么着，这位没文凭的先生，成了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课堂上，他能用十几种语言对比解读一首唐诗，从梵文佛经讲到敦煌壁画，学生挤得满窗台都是，连朱自清、冯友兰都常来蹭课。 1941年的香港，炮弹在窗外炸得震天响。 陈寅恪住在九龙的一间小楼上，右眼早就看不清了，左眼也时常流泪。那天中午，他正趴在桌上校勘《元白诗笺证稿》，忽然“哐当”一声，门被踹开了。 几个日本兵端着枪进来，翻箱倒柜找值钱东西。妻子唐筼抱着孩子往后缩，他慢慢抬起头，眼镜片上沾着灰尘。 一个兵用枪托戳他的肩膀，叽里呱啦骂着。 陈寅恪突然站起来，声音不大，日语却比他们还地道，带着东京腔的顿挫：“你们的天皇在《教育敕语》里说‘重国宪，遵国法’，就是让你们闯进百姓家施暴的？” 日本兵愣住了。这老头的日语不仅流利，还带着股文绉绉的书卷气，不像寻常百姓。 领头的曹长叫小林，突然往前凑了凑，盯着陈寅恪的脸看。 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弘文学院的日子，有个中国学长总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在图书馆里帮他们这些新生讲解汉文典籍，说“文字是桥，不是墙”。那学长眼睛不好，看书时得把脸贴得很近，说话慢条斯理，却总能把复杂的典故讲得透亮。 “您……您是寅恪学长？”小林的声音都抖了。 陈寅恪没应声，只是冷冷地盯着他：“我不管你是谁，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想撒野，先问问这屋子里的书答应不答应。” 小林“啪”地立正，深深鞠了一躬。他身后的兵想说话，被他狠狠瞪了回去。 “学长，是属下无状。”小林的脸涨得通红，“当年在弘文学院，您教我们读《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下……属下记着。” 他挥手让兵们把翻乱的东西归位，又从兜里掏出几听罐头放在桌上：“这点东西，算属下赔罪。今后只要有我在，绝不让任何人来打扰学长。” 等日本兵走了，唐筼抱着他的胳膊哭：“你就不怕他们翻脸？” 陈寅恪摸了摸妻子的头，又低头看桌上的书稿，墨迹被刚才的震动晕开了一点。 “他们能懂几句《论语》，总比完全不懂的好。”他拿起笔，在晕开的地方补了个字，“文化这东西，就像春雨，下的时候没声，可落在地里，总能发点芽。” 后来香港沦陷，确实再没日本兵来骚扰过。有次粮食断了，小林还偷偷派人送来一袋米，没敢露面，只在米袋里塞了张纸条，用汉文写着：“学长保重，盼早见太平。” 有人说陈寅恪不该接受敌人的东西。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我恨的是侵略者的枪，不是认得出《论语》的人。” 那年冬天，他带着家人从香港逃难，一路上丢了不少东西，唯独那箱手稿看得比命还重。在广西的破庙里，他借着油灯的光继续写，左眼的视力越来越差，写字的手也开始抖。 他心里清楚，自己守护的不只是几张纸。 是一个民族穿过战火，也能挺直腰杆的底气。 信息来源：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清华园日记》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