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往返北京，陈赓睡过头耽误接机，手下：您师母不会怪罪的 1950年代的某一天，北京，陈赓大将的寓所里传出一声懊恼的轻呼。他从午睡中惊醒，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心里咯噔一下。他急匆匆地问身边的保健医生张愈：“老张，你说我该怎么跟师母解释？这飞机，怕是早就到了吧！”张愈见他一脸焦急，宽慰道：“凭您和师母那份情谊，我想她老人家绝不会为这点小事怪罪您的。” 能让叱咤风云的陈赓大将如此紧张的人物，正是国母宋庆龄。而张愈的话，也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他们之间的情谊，可不是和平年代的迎来送往，而是真刀真枪、用鲜血和忠诚浇筑起来的，每一次交集，几乎都关乎生死。 这份情谊的起点，在黄埔军校。陈赓是黄埔一期生，孙中山先生是他的校长，而宋庆龄，自然就是他口中敬重无比的“师母”。那时的陈赓，还是个热血青年，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满怀崇敬。遗憾的是，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留下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国民党。蒋介石掌权后，背离了中山先生的道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戛然而止。陈赓毫不犹豫地亮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昔日的校长蒋介石分道扬镳。 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1927年南昌起义后，陈赓随部队南下，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左腿连中三枪，骨头都断了。部队医疗条件简陋，眼看这条腿就要保不住。组织上想方设法将他秘密送往上海治疗。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何其严重，陈赓的处境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地下党将他送到牛惠霖骨科医院，可这位牛医生一看陈赓的打扮，起初还心有顾虑。 有意思的是，当医生得知眼前这位伤员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时，态度立马变了。原来，牛惠霖医生正是宋庆龄的表兄弟。宋庆龄早就从表弟口中听闻过这位黄埔奇才。手术难度极大，腿骨已经接歪，按常规处理，截肢是最省事的办法。但牛惠霖愣是凭着高超的医术，将陈赓的腿骨重新敲断、复位、接好。手术后，宋庆龄得到消息，立刻嘱咐表弟：“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这份关照，不仅仅是救了一条腿，更是救了一个革命者的命。 如果说治腿是雪中送炭，那么六年后的营救，更是惊心动魄。1933年，因叛徒出卖，陈赓在上海不幸被捕。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他忘不了，当年东征时，是陈赓在绝境中将他背出重围，救了他一命。如今物是人非，蒋介石满脸堆笑，许以高官厚禄，想拉拢这位昔日的救命恩人。 陈赓却只是冷冷地坐在椅子上，眼皮都懒得抬一下。面对蒋介石“国家如此，寝食难安”的惺惺作态，陈赓一句“校长瘦而天下瘦，这是为何？”怼得蒋介石哑口无言。劝降不成，蒋介石动了杀心，但又顾忌“忘恩负义”的骂名，一时犹豫不决。 就在这危急关头，宋庆龄再次挺身而出。她联合各方力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她公开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义正词严地指出，陈赓等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要求立即释放。这篇檄文掷地有声，给了蒋介石巨大的舆论压力。慑于宋庆龄的威望和国内外舆论，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松口，陈赓得以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逃出生天。可以说，没有宋庆龄的奔走疾呼，陈赓的命运不堪设想。 一晃十几年，天翻地覆。1949年，当陈赓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他与宋庆龄也迎来了久别的重逢。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解放军战士不清楚情况，为了解决部队住宿问题，无意间“闯”进了宋庆龄的宅邸。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后颇为尴尬，便请与宋庆龄交情深厚的陈赓出面解释。 陈赓心里却有些犯怵。倒不是怕别的，而是他想起当年脱险后，曾对宋庆龄许下诺言，要带二十万大军来见师母。可如今他麾下的兵团，满打满算也凑不足这个数。陈毅听后哈哈大笑，给他出了个主意。见到宋庆龄时，陈赓先是为战士的鲁莽致歉，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地坦白了自己“吹牛”的事。宋庆龄听了，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说：“你终究不负中山先生的期望啊！”在她眼里，陈赓的赤诚与功绩，远比一个数字重要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这份跨越了生死的友谊，在和平岁月里更显醇厚。陈赓只要在北京，宋庆龄离京或返京，他必定亲自到机场或车站接送，风雨无阻。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因为工作劳累睡过头，陈赓才会如此自责和不安。他担心的，是自己辜负了那份沉甸甸的恩情。事后他向宋庆龄解释，宋庆龄非但没有丝毫责备，反而关切地叮嘱他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过于劳累。 陈赓对师母的敬爱，也体现在细节上。他知道宋庆龄喜欢听战斗故事，便精心搜集了几十枚各式各样的战役纪念章，托夫人傅涯送去。宋庆龄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爱不释手，一枚枚仔细端详，仿佛看到了金戈铁马的岁月。值得一提的是，陈赓的夫人傅涯每次去见宋庆龄，都会特意化个淡妆。这源于宋庆龄秘书廖梦醒的善意提醒，因为宋庆龄非常关心他们的身体，如果看到傅涯气色不好，定会担忧地询问。这份细致的尊重，让这份情谊更添几分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