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杨勇在北京病逝，杨尚昆治丧会议上当众宣布中央的2个安排 1982年深秋，解放军总医院。杨得志紧紧攥着病床上老战友的手，眼眶泛红：“老杨，你可把我们都吓坏了！”杨勇却费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声音微弱但很坚定：“告诉医院，不要再给我用药了，别浪费国家的钱。” 这一幕，浓缩了杨勇将军一生的风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开国上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首先想到的，依旧是国家和人民。他的这场病，来得突然，也拖得太久了。早在1981年，他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但他总觉得是老毛病，没当回事。要不是警卫员小孙的一次无心发现，这位固执的老将军恐怕还不会踏进医院。 那天恰好是小孙的生日，杨勇兴致勃勃地要给他下面条。饭桌上，小孙敏锐地察觉到老首长的呼吸声异常沉重，加上夫人林彬的再三劝说，杨勇这才被“押”着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腹腔里有阴影。开刀探查后，医生确诊是癌症。虽然病灶只有指甲盖大小，手术也算成功，但这却是一场漫长而残酷战役的开始。 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并发症和反复高烧不断折磨着这位老将军。更糟的是，一年后复查，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医生将实情告诉了林彬，她心如刀绞，却选择在丈夫面前强颜欢笑。有意思的是，杨勇其实对自己的情况心知肚明，他也在妻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这对革命夫妻，用这样一种悲壮的无声默契，共同面对着命运的考验。 真正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一次常规检查。保健医生在为杨勇做腹部触诊时，竟然摸不到他的肝脏。医生心里咯噔一下，反复检查，最后才在肚脐下方的位置，找到了已经“掉”下来的肝脏。肝脏脱落，这在医学上是极为罕见且凶险的信号。杨勇自己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是啊，这里经常疼，很不舒服。”情况已经严重到无法再次手术，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来延长生命。 面对死亡的步步紧逼，杨勇反倒看开了。他笑着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张震说：“我已经70岁了，够本了。”当医生建议他吃点燕窝补充营养时，他当即把脸一沉：“那么贵，吃它干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多的是，再说，吃它也治不了病。”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骨子里还是那个从浏阳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一辈子都保持着勤俭朴素的本色。 在身体状况稍稍稳定后，他向医院提出了一个要求：回家看看。回到家，他没做别的事，先是给自家小菜地里的蔬菜浇了水，然后和家人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摆着他最爱喝的苞米碴子粥。这顿饭，像是一种告别。回到医院后，他的病情便再也没有好转。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杨勇向组织和家人明确提出了三个“不要”：不要再进行化疗，不要放疗，也不要手术。他要用最自然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不再给国家增添任何负担。家人们含泪尊重了他的决定。1983年1月6日，这位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0岁。 杨勇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军悲恸，全国哀悼。中央迅速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杨尚昆主持工作。很快，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唁电和要求来京吊唁的申请如雪片般飞来，人数之多，远超预期。单是在京的党政军各界要求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就已经突破了一万人，大大超过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6000人的容量。如果外地的同志再赶来，场面将难以控制，安全也无法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尚昆在治丧委员会的会议上，当众宣布了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两个特别安排：第一，外地的同志一律不要来北京参加追悼会；第二，在北京的同志，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参加。 这份看似不近人情的安排，恰恰是对杨勇将军巨大声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最好证明。即便如此，时任广州军区政委的王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谭友林等老部下，还是辗转来到了北京，送老首长最后一程。洪学智、陈锡联、张爱萍等无数老战友也悉数到场，送别这位生死与共的袍泽。 杨勇的一生，正如毛主席当年对他的评价那般精准：“是个好同志”，“在关键时刻有那么一股子虎劲！”这股虎劲，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他与病魔的抗争中，更体现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对党和人民的赤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