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女子调往北京，未婚夫终于透露自己家世：我伯父是周总理 “1955年2月的一个黎明，你真要坐今晚那趟专列去北京？”周尔均压低声音问。 邓在军点点头，军用帆布包已经收拾妥当。她没料到，下一句会颠覆自己对恋人的全部认识——“其实，我伯父是周恩来。”短短十个字，在寂静的走廊里砸出回声，像拨开夜雾的汽笛。少女先是愣神，随即嘴角微张，半晌说不出话来。 周尔均选择此刻摊牌，并非突发奇想。缄默八年，他始终记得十四岁那年与哥哥踏进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时的狼狈情景——裤脚磨破，脸上结痂，兜里只剩几枚铜元。那天公馆里除了警卫，还有位年轻人叫陈家康，他盘问来意后才放两兄弟进门。半小时后，周恩来夫妇出现在楼梯口。邓颖超递上药膏，温声一句“孩子，这些年苦了”，让兄弟俩红了眼圈。 当晚，七伯仔细听他们讲完高邮老家的困境，又问：“想做什么？”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念书、革命。可局势险恶，前往延安的路并不安全。夫妇俩商量一夜，第二天给侄子准备了学费和几身旧衣，叮嘱“就地升学，别逞一时豪情”。离别时，周恩来把身上风衣口袋中的钢笔塞给周尔均：“以后写信，用它。”这支笔后来跟着周尔均走过硝烟，也写下他入党的三份申请。 1949年6月高中毕业，兄弟俩参军。小周被分到南京，随后随部队入川。建国的喜庆尚未散去，山城夜里仍能听到船笛与号角，他忙着写社论、办板报，却从不提总理侄子的身份。战友背地议论：“那小伙子家底怕是不怎么样，每月津贴攒着给妹妹买针线。”没人想到，他把钱换成邮票，寄往中南海西花厅。信里，他称呼“七伯、七妈”，汇报自己递交了入党申请。 1953年冬，党徽批下来。邓颖超回信时，第一次在称呼里加了“同志”二字，还列出“三个必须”：练党性、贴近群众、思想行动合一。周尔均揣着信，顶着山城凛冽的江风，对身边战士说：“这几个字，比勋章沉。”他怕的是，亲情带来的天然便利腐蚀意志，所以对外三缄其口。 转眼到1955年，邓在军从西南军区文工团被调往海军文工团。女孩喜欢唱川剧小调，性格爽朗，用重庆话喊他“老周”。临别前夜，她兴奋得睡不着，一心想着北京的灯火和人民大会堂的堂音。周尔均望着她，心里打鼓：如果她到了北京，却因不知道我的背景而闹笑话，该多尴尬。于是有了开头那场对话。 三天后，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来到北京前门外的招待所，没开汽车，只牵来一辆脚踏三轮。邓在军坐上车，车轮顶着碎雪吱呀作响，驶进半掩的中南海小门。门口，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等候，神情亲切。总理问：“独生？”她紧张地点头。邓颖超笑着搭腔：“我也独生，你看，多巧。”几句家常，让少女心里的弦松下来。 饭桌上，周恩来提醒：“别因为我是总理就觉得恋爱有额外光环，把感情和权力绑在一起，迟早要塌方。”他顿了顿，“自己会游泳，才不怕漩涡。”简短却直击要害。被送出西花厅时，夜色浓，灯光把院墙照成素白。邓在军回望那扇门，忽然懂得周尔均苦心。 两人自此鸿雁传书。海军文工团排练紧，台词排到夜里十二点，她挤出十分钟写信，末尾常加一句：“别忘喝热水。”1956年国庆前夕，周尔均出差进京，周恩来拿出两张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门票，“去看看吧，不收礼。”看台上彩旗翻涌，风吹得旗杆咣咣响；年轻人握着票根，像握住未来。 1958年秋，周尔均请三天假，从成都坐闷罐车赶到上海。婚礼没有请乐队，只有东海舰队文工团的同事拿手风琴随意拉了两曲《花好月圆》。新婚礼物是一件军绿色毛衣，粗线头还露着。邓在军笑说：“就这？也行，暖和。”那晚，他们把礼堂门窗全关上，怕噪音打扰附近渔民。 婚后不久，组织让邓在军转到成都军区文工团，两地又隔千里。1959年春女儿出生，三天后军令急到：周尔均调往北京总后勤部。夫妻对望，没有人提去找七伯帮忙。邓在军毅然自请转业，背着孩子跟丈夫北上，进入刚组建的中央电视台当编导。灯光、剧务、脚本，她从头学。有人问：“你是总理侄媳妇，怎么还这么拼？”她回一句：“工作不拼，姓什么都白搭。” 六十年代初，西花厅局部翻修，预算超出原定。周恩来从外地回来，看到院子多了青砖栏杆，直摇头，决定暂不返回，并在钓鱼台借住数日。周尔均探望，劝道：“伯伯，这院子百年老宅，补补也正常。”周恩来并不松口，只问他记不记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侄子背出尾联，“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总理点点头：“修院子可以，可若我当家的一带头铺张，寒士就更难欢颜。”几天后，修缮工程缩减，许多铺张的花样被拆除，石灰味混着老槐树叶香，又是从前朴素的西花厅。 时光往前滚动。信笺、车票、毛衣、那支写申请的钢笔，都被夫妻俩妥帖收藏。它们没有丝毫政治光泽，却见证了一个家在平凡生活里对“自立”二字的执着。很多年后，老北京胡同里有人认出周尔均，惊呼：“原来您是总理侄子！”老人摆摆手：“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别给我戴高帽子。”说完慢慢扶着藤杖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