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范纪曼，1906年出生在四川梁平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家里有钱有势，爷爷是当地名人，父亲读过法政学堂，他从小也没吃过啥苦。聪明伶俐的他早早就上了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拔尖。1923年，父母给他安排了婚事，和同乡冉正南结了婚，后来生了一儿两女。日子本来挺安稳，但那时候社会乱糟糟，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干点大事。 1925年，他跑去武汉，考进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学木工技术。同年冬天，通过朋友介绍，他在四川会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革命那套东西。1926年，他考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入了共产党。从那会儿起，他的人生就彻底变了样。他跟着北伐军打仗，在叶挺独立团当排长，汀泗桥战役里冲在最前面，还受了枪伤，血流了一地。伤好了后，组织把他调回四川干地下工作，先后当过梁山、合川的县委书记，忙着建党组织。 1928年，他被派到北川当军委书记，管军事。1929年又去了重庆，在学校里搞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救亡，还认识了女朋友彭雅萝。后来，组织让他去上海，彭雅萝跟着一起去了，在那儿考进音乐学校。范纪曼在上海开了个“木简书屋”，表面上是卖书的，其实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他和地下党员搭档，管着秘密电台，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传情报。有一次敌人突袭，他骑着摩托车把设备塞进纸箱麻袋，硬是在抓人之前转移了东西。 抗日战争时，他靠着各种身份搜集日伪情报，干得小心又利索。1943年，他因为“李一鸣案件”被抓第三次，挨了顿毒打，但靠同志帮忙脱了险。1946年，组织又给他任务，让他用黄埔同学的身份混进国民党国防部，当了个“少将专员”。这活儿风险高，但他弄到了不少军事机密，解放战争能赢也有他一份功劳。 到了1949年4月，上海解放就在眼前，他却因为叛徒沈寒涛的出卖第四次被捕。沈寒涛这家伙扛不住保密局的严刑，招了范纪曼的身份。他被关进上海的秘密监狱，国民党打算撤离前把他干掉，定在4月19日凌晨执行死刑。那天凌晨四点，他敲着牢门喊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估计是熬夜太困，没多想就开了门，说了句“早去早回”，也没跟着过去。 范纪曼捂着肚子走到监狱角落的茅房，瞅准机会，看到墙边有块破木板。他搬起木板靠在竹篱笆上，爬了一次没成功，摔下来脸都划破了。他咬着牙又试了一次，终于翻了过去。出了监狱，他钻进上海的小巷子，凭着对地形的熟门熟路，躲开巡逻，跑到民盟盟员冯和法的家里藏了起来。冯和法帮他找了个安全的地方，一直撑到上海解放。 解放后，他从地下转到明面，进了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还是干情报联络的老本行。他经验丰富，眼光毒辣，忙着核查情报、联系同志，忙得脚不沾地。新中国刚建立那几年，他参与了不少巩固政权的工作，处理过很多棘手任务。虽然因为历史问题，他的党籍一直没落实，但他从没抱怨过，干活还是那股子认真劲儿。 1984年，组织终于给他恢复了党籍，算起来从1926年入党，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开始算。这对他来说是迟来的认可，拿到文件那天，他眼睛都亮了。晚年他住在上海，常跟老朋友聊起1949年那次越狱，总觉得看守那句“早去早回”不简单，可能是有人暗中帮了他一把。1990年，他因病去世，84岁，一辈子都献给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