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关露躺在病床上，组织上派人告诉她，她的问题已经查清，她不是汉奸。闻言，关露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不久，她选择自杀！ 等了四十年才等来的清白，为何会成了她生命最后一站？ 1939 年深秋，写过爆款《春天里》的关露，遇上了这辈子最难的抉择。 潘汉年找到她：“组织要你打进 76 号。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与你地妹妹胡绣枫相熟，这是机会。” 关露手中的咖啡杯 “当” 地磕在碟子上 —— 她太清楚，接下这活，就得背上汉奸骂名，被世人唾弃。 “可我写过《宁为祖国战死》，那些读者……” 她话音未落，潘汉年打断：“组织会记得你，但辩解一句，所有事都白干。” 关露闭上眼睛。1937 年在四行仓库前念诗的样子，一下就想起来了。那时候，好多热血青年在，眼睛亮得很。 现在，潘汉年眼里的坚定，跟当年那些青年的眼神，慢慢重合了。 她睁开眼，说：“我不辩解。” 接下任务后，关露走进极司菲尔路 76 号，李士群似笑非笑地迎上来：“关小姐从香港回上海，是稀客啊。” 关 露抚着旗袍盘扣，淡淡道：“妹妹在重庆走不开，我替她来谢叶吉卿当年受的照拂。” 李士群眯眼片刻，随即大笑：“那就留个闲职，算我还这份情。” 打这起，关露常去 76 号。 她陪着叶吉卿去舞厅、去戏院，在牌桌上跟那些汉奸的老婆们假意应付。 到了晚上，四周静下来，她就把白天听到的消息，用米汤写在《圣经》的空页上，交给地下交通员，送到新四军的根据地去。 有一回，她碰巧听到李士群跟日本军官聊天，说要对苏北根据地大 “扫荡”。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她把情报塞进了城隍庙的香炉里。 第二天一早，新四军就悄悄转移了。 可这些事，没人知道。 报纸上满是骂她的话，说她是 “文化汉奸关露”。以前一起写文章的朋友，见了她就像见了仇人。 还有人在她家门口泼脏东西。 一次在街上，她碰见以前教过的学生。那姑娘当着众人的面，朝她吐了口唾沫：“关老师，你真让人恶心！” 关露没说话，擦掉脸上的唾沫，走进旁边的当铺。 她从身上取下母亲留下的翡翠镯子，递给掌柜。这时候，潘汉年说过的话在耳边响起来：“你现在掉的每滴泪，都是为了明天能赢。” 1942 年春天，关露接到新任务：去日本领事馆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 这地方比 76 号还险。日本特务盯着她，而且得在日本人搞的文化侵略里，守住自己的底线。 日本总领事的老婆佐藤俊子翻着杂志校样，笑着说：“关小姐写的文章，好像对大东亚共荣圈不怎么上心啊。下次写写中日女人怎么一起建新家，好不好？” 关露放下钢笔，手指在稿纸上轻轻敲着：“佐藤女士，我是写小说的。您看这篇《秋夜》，写的是上海女人在打仗时的难处，这不也是共荣圈该关心的事吗？” 佐藤俊子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关小姐说得有道理。不过下次读者来信那块，多说说家里的事吧。” 关露点头说好。佐藤俊子一走，她马上把校样上的 “家庭伦理” 改成 “妇女解放”。 她借着读者来信的栏目，悄悄传进步思想，还偷偷帮进步青年跑到根据地去。 有个女学生写信来，说家里逼她嫁不喜欢的人，心里苦。关露回信鼓励她别听家里的，还偷偷安排她去参加地下读书会。 1943 年东京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上，面对 “谈共荣圈” 的逼迫，她只说：“我想让中日女性好好聊聊和平。” 国内骂声更烈，她在日记里写：“我想做颗埋在黑地里的种子，等春天的太阳。” 日本投降后，她既遭国民政府通缉，又被解放区的人疏远。食堂里年轻战士的一句 “汉奸！”，和王炳南那封 “组织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妥” 的断交信，像两把刀，割碎了她对光明的期待。 1955 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她在秦城监狱抄《国际歌》，用指甲在墙上刻 “坚持”；1967 年再陷囹圄八年，出狱时腿已跛行，曾经灵动的才女，成了眼神呆滞的老人。 1982 年 3 月 23 日，平反的文件送到病床前。关露正看着窗外的麻雀，发愣。 组织部的同志念完文件，屋里静了好久。 突然，关露 “咯咯” 笑起来，像个小孩一样拍着手：“我不是汉奸了，我不是汉奸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保姆发现关露躺在床上，很安静。 她的枕头边，放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她写的字，手在抖，字也歪歪扭扭：“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窗外的太阳照在她脸上，白白的，好像把四十年的委屈都洗干净了。 关露的葬礼上，有个老人站在人群后面，脸沉沉的。他看着遗像里关露温和的笑，眼泪悄悄往下掉。 那是王炳南。他终于等到真相大白的这天，可那个在黑夜里给他心里点灯的女人，再也见不到了。 关露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信仰有多大的力量。她的名字可能被脏东西盖过，可她的灵魂，永远闪着共产党员的干净和硬气。 就像她在《秋夜》里写的：“就算在最深的夜里，我也能看见远处的灯。那是信仰的光，灭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