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6日清晨，安徽巡抚恩铭走进巡警学堂，准备参加毕业典礼，这位62岁的封疆大吏没想到，他最信任的学生徐锡麟，此刻正握着手枪等待他的到来！[凝视] 上午9时许，典礼刚开始，徐锡麟突然拔枪，对准恩铭连开七枪，这场震动清廷的刺杀案就此爆发。 据《申报》记载，现场瞬间大乱，恩铭身中七弹倒地，卫兵急忙将他抬走。然而更惊人的是，恩铭的夫人——庆亲王奕劻的女儿闻讯后，竟下令将徐锡麟“剖腹挖心”。 这个细节让人不寒而栗，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女性，居然下达如此残忍的报复命令，足见当时清廷贵族对革命党人的极度恐惧。 徐锡麟与恩铭的关系颇为微妙，两人都是绍兴人，恩铭对这个同乡后生格外器重。1905年，恩铭力推徐锡麟担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让他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 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师生情谊，但恩铭不知道，徐锡麟早已加入光复会，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一个是清廷重臣，一个是革命党人，两人的命运注定要在这一刻激烈碰撞。 徐锡麟选择刺杀恩铭绝非冲动之举，据《辛亥革命史》记载，他原定7月8日在巡警学堂大操时起事，但担心消息泄露，临时改为6日行动。 行动前，他写下绝命书：“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这份绝命书后来成为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展现了早期革命者的坚定信念。 恩铭这个人物本身就很复杂，作为清廷重臣，他积极推行新政，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练兵方法。但同时，他也残酷镇压民间反清活动。这种矛盾性恰恰反映了清末官僚的困境。 他们既想通过改革挽救清王朝，却又无法摆脱旧制度的桎梏，这种结构性矛盾，注定了清王朝的覆灭。 刺杀发生后，清廷震怒，两江总督端方立即派兵镇压，徐锡麟很快被捕。在审讯中，他坦然承认：“恩铭待我甚厚，然私谊不能废公义。” 这句话道出了革命者内心的挣扎，恩铭确实对他有知遇之恩，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情感只能退居其次。这种将革命置于个人情谊之上的选择，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 徐锡麟就义前留下了一张著名照片：身穿西服，神情坚毅。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革命宣传的重要素材，激励了无数志士投身反清斗争。 有意思的是，徐锡麟选择穿西服就义，这个细节包含着深层含义。在那个时代，西服代表着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他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未来新中国的憧憬。 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安庆刺杀案标志着革命党人从宣传走向武装反抗的重要转折。此前，革命党人主要通过办报纸、建学堂来传播思想，但徐锡麟用行动证明，有时候必须用更激烈的方式来唤醒民众。 此后，各地反清起义此起彼伏，最终在1911年汇聚成辛亥革命的洪流，孙中山后来评价说：“徐锡麟之杀恩铭，实为革命史上最悲壮之一页。” 这起事件也深刻反映了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一边是以徐锡麟为代表的新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新思想，决心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另一边是恩铭这样的传统官僚，虽然有能力、有见识，却无法跳出维护旧制度的思维框架。 两种力量的对撞，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革命先烈的选择，他们并非冷血的刺客，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肩负起救国重任的志士。 正如徐锡麟在绝笔中所言：“我之为此，非为一己之私，实为四万万同胞计也。”这句话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 信源： 《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案》（收录于《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光复会革命史料汇编》（浙江古籍出版社）、《辛亥革命在安徽》（安徽省档案馆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