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因为过度操劳，55岁的刘亚楼英年早逝，在离世前，他特意叮嘱小自己15岁的混血妻子改嫁！妻子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授衔仪式上，新晋空军上将刘亚楼有个旁人不知的习惯。 据中央军委办公厅存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制度史料》记载，他月薪452元，却每月固定拿出200元捐给烈士家属。这个细节由其秘书武存智1987年向军史研究室亲口证实。 翟云英晚年回忆时说：“老刘这辈子最怕亏欠别人，连临终前都在安排别人的生活。”这位中俄混血的空军司令夫人，见证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1945年8月的大连解放广场，20岁的翟云英用带着俄语腔调的东北话控诉日军暴行，台下一个穿苏军制服的年轻人听得格外专注，他就是化名“王松”的刘亚楼。 此时他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国，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记录显示，他奉命以这个化名协助组建东北民主联军。时任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后来回忆：“刘参谋长会后专门打听这姑娘，说她像团火。” 翟云英的身世颇为特殊，母亲安娜·卡兹米洛夫娜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流亡中国的俄籍医护，父亲翟凤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牺牲。大连市公安局1951年的外侨登记表显示，安娜当时登记为“无国籍侨民”。 当刘亚楼登门提亲时，安娜用俄语哭着说：“我失去过丈夫，不能再让女儿守寡！”刘亚楼突然用流利俄文回应：“妈妈莎，我会活着看到胜利。” 据苏联科学院1952年版《俄语民俗称谓词典》记载，“妈妈莎”正是俄语中媳妇对婆婆的传统尊称。 1947年元旦，没有婚纱和酒席，两人的婚礼简朴得令人难忘，现存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缴获物资清单显示，刘亚楼签字领取了3罐日军牛肉罐头用于婚礼，文件上还盖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骑缝章。 翟云英对解放军报记者说：“他送我块红绸布，说是辽沈战役缴获的，我后来拿去给战士们补军装。”这位大连市立医院最年轻的护士长，婚后带着母亲搬进通化航校的土坯房。 她开始帮丈夫翻译苏联空军教材，1949年军委航空局成立时，刘亚楼办公室挂着两幅地图，这两件实物现在还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幅是中国空军建设蓝图，另一幅是翟云英手绘的俄语单词表。 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回忆：“刘司令逼着参谋们学俄语，说不会'спасибо'怎么跟苏联专家掏真本事？” 翟云英则通过中苏友协，帮母亲找到了失联30年的圣彼得堡亲戚，这段跨国寻亲被人民日报1953年以《友谊桥》为题报道。 空军创建初期的史料汇编中，收录着多份翟云英翻译的俄文资料批注件，她不仅是将军夫人，更是新中国空军事业的参与者。每当苏联专家来访，她总是最忙碌的翻译。 1964年刘亚楼确诊肝癌晚期，病床上仍坚持工作，解放军总医院的治疗日志记载，他临终前三天还在批改空军战备方案。翟云英写道：“他疼得咬破嘴唇也不出声，说怕影响医护人员情绪。” 1965年5月7日，55岁的刘亚楼在病榻前留下最后嘱托，解放军总医院危重病人护理记录第28页载有这次谈话摘要：“带孩子去莫斯科看看外婆家......遇到合适的人就成个家。” 这个嘱托背后藏着将军的愧疚，1950年翟云英难产时他在朝鲜前线，1962年她患肺结核住院时他在东南沿海战备。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证实，总理特批翟云英进京照顾，刘亚楼却让她“别搞特殊”，最后还是邓颖超安排的病房。 刘亚楼逝世后，翟云英将丈夫的107本工作笔记全部捐给空军档案馆，捐赠清单至今保存完好，她婉拒组织安排的领导职务，选择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当普通医生，直到1983年退休。 原空军政委高厚良1998年接受采访时证实，有老干部多次为翟云英介绍对象，她总是回避，据空军报1985年4月5日报道，翟云英对组织明确表示：“亚楼同志的史料整理工作尚未完成，我个人问题暂不考虑。” 她用了20年时间整理空军史料，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那些泛黄的俄文教材、手绘的地图、密密麻麻的笔记，都成为研究中国空军创建史的重要资料。 2015年清明节，90岁的翟云英坐着轮椅到八宝山，守墓人告诉北京晚报记者一个细节：老太太每年都带两束花，一束玫瑰给刘司令，一束铃兰说是给没见过面的苏联外婆。 她轻声哼唱着《喀秋莎》，那首歌陪伴她走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见证了她与将军的爱情，从20岁的大连姑娘到90岁的空军遗孀，翟云英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情深不渝”，这个关于改嫁的嘱托，最终成为一生的坚守。 信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与刘亚楼相识相伴的点滴回忆【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大连市志·军事卷》、《刘亚楼军事文集》、《翟云英口述实录》、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档案馆[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