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卫白皮书》自1970年首次发布以来，篇幅从最初的94页增至2023年的510页，其中对华内容的占比与措辞变化，堪称中日安全关系的“动态镜像”。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军事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地区格局的深刻调整，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经历了从“合作期待”到“战略疑虑”，再到近年“最大挑战”的三重转变。

21世纪初，中国军事现代化刚进入国际视野，日本防卫白皮书对中国的表述呈现“观察多于定性”的特征。2000年版白皮书首次系统提及中国国防费增长与海空力量现代化进程，指出“中国持续增加国防投入，推进核、导弹及海空军现代化，台海军事演习值得关注”；但同时强调，“中国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期待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和平”。

这一平衡基调源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基础。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确立“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政治互信尚处高位。2001年“9·11”事件后，日本将反恐与国际安全合作置于优先地位，对华关注一度分散。2002年版白皮书延续了“关注但不激化”的风格，既提到“中国国防费连续增长需持续观察”，又重申“期待中国为地区稳定贡献力量”。总体看，此时日本对华军事动向的认知尚属客观，合作仍是主流叙事。

2005年是日本对华认知的关键转折点。当年白皮书首次明确使用“中国军事动向令人担忧”的表述，称中国国防费“多年高速增长”“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已成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其关注重点从单纯军力增长，扩展至台海军事部署、远洋海空活动等“实际影响力投射”领域。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其一，历史问题与民间情绪的激化。小泉首相不顾多方反对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2005年中国大规模反日示威，导致两国民意“不亲近”比例超过“亲近”，政府文件措辞随之强硬；其二，东海与南海的现实摩擦。2004年中国海洋调查船频繁出入中国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也是日本宣称的所谓专属经济区（不合法述求），2005年战略核潜艇“领海潜入”事件，加剧了其焦虑。尽管中国自1998年起每两年发布国防白皮书，但日本认为中国的“内容简略、实际军费规模不明”，要求“提高透明度以减少日本疑虑”。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后，中日确立“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日本白皮书在保留“担忧”表述的同时，也提及“防务交流进展（如互派军舰访问、安全对话启动）”。但整体而言，日本已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进入2020年代，日本防卫白皮书对华表述进一步激进。2023年版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025年版则延续这一基调，渲染“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并在中国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这一转变的核心动因，是日本自身安保战略的大幅调整。近年来，日本连续13年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发展“反击能力”等进攻性武器，试图通过“中国威胁”叙事为军事松绑寻找合法性。同时，日本对历史罪责的反省缺失加剧了地区不信任——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却选择强化对华负面叙事，实质是为自身扩军与介入地区事务铺路。

日本防卫白皮书对华表述的二十年变迁，本质是其对自身“地区角色”再定义的过程。早期的“平衡表述”源于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接受”，中期的“疑虑上升”反映了对自身传统优势地位流失的焦虑，而近年的“挑战定性”则是日本试图通过绑定外部议题（如台海、南海），将自身从“地区参与者”升级为“规则塑造者”的战略尝试。

但历史与现实均证明，中国始终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军事活动严格符合国际法。反观日本，其持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拼凑军事“小圈子”的行径，才是地区和平的真正威胁。

日本防卫白皮书对华表述的演变，是一面映照中日关系与地区格局的多棱镜。从“合作伙伴”到“最大挑战”，其背后既有对中国发展的误判，也有日本自身战略转型的需求。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日本更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停止以“中国威胁”为扩军借口，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毕竟，真正的安全从不是靠渲染对立得来，而是源于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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