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脸打得多少人坐不住？这背后并不简单，复旦某知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直指，“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人类知识而言近乎多余，几乎没什么价值。”为此他呼吁，国家没必要投入大量资源与人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一名研究政治学几十年的学者，忽然转过身给自己所在的学科泼了一盆冷水，这场面自然比外行吐槽更有冲击力。

毕竟别人说社会科学没用，还能解释成不了解内情，圈内资深学者亲自开口，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真正值得琢磨的却不是一句“有没有用”，而是那个更扎心的问题：高校每年生产那么多论文、概念、理论和课题，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增加了知识，又有多少只是为了完成考核而增加了文件夹的厚度？

引发讨论的是复旦大学学者刘建军。他长期从事政治制度、基层治理、城市政治等领域研究。

在《文科不会消亡，但需要缩水》一文中，他把话说得相当重，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大量成果，对整个人类知识体系而言可能是多余的，并对理论、范式、变量和概念不断膨胀的研究方式提出批评。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学术圈里扔了一只鞭炮，但它能够引起争论，并不是因为声音大，而是因为确实碰到了一个老问题。

有些论文题目看起来气势磅礴，几个理论框架加几个变量，再配上一长串专业名词，阵仗不小。耐着性子读完以后，却发现结论可能只是普通人聊天时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常识。

还有一些研究喜欢给老问题换包装。地区换一下，年份改一下，研究对象挪一下，再套进现成理论模型，一篇新成果就出炉了。

表面论文数量不断增长，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增量却未必同步增长。

这类现象并非没人注意。教育评价改革早已明确要求破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唯论文”倾向，不能简单拿论文数量、期刊级别、引用率和项目多少衡量学术水平，而要更加看重学术贡献、社会贡献和实际价值。

说白了，评价体系如果只数论文，就容易把学术研究变成“计件工作”。一旦发表数量与职称、岗位、资源紧紧捆在一起，有些研究者自然会寻找最稳妥、最快捷、风险最低的出成果办法。


于是，本来应该慢慢磨的真问题，可能没人愿意坐冷板凳；容易拆分、容易发表、容易形成漂亮指标的题目，却容易扎堆。到最后论文摞得挺高，现实问题站在旁边一看，多少有点尴尬。

但这里还有一道不能绕开的分界线。

批评低水平重复研究，不等于社会科学本身没有价值。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制度、社会和国家运行规律。这些问题不像制造机器那样，今天投入一笔钱，明天就能看见一台设备下线，却直接关系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公共服务怎么调整；人工智能进入就业市场以后，规则如何完善；基层治理怎样既有效率又有温度；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国家战略怎样更加科学，这些都不是单靠实验室技术就能回答的问题。

自然科学能够告诉社会“可以做到什么”，社会科学还必须研究“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怎样做”“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26年，国家并没有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到角落里，反而在“十五五”时期继续强调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和人的全面发展。

202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同样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重要研究方向，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鼓励原创性和跨学科研究。

这透露出的政策逻辑其实相当清楚：不是社会科学不重要，而是低质量、重复化、脱离现实的研究不能继续靠数量制造繁荣。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些研究习惯拿现成的国外理论当尺子，再拿中国现实去硬套。尺子不合适，却不想着重新做一把，而是想办法把现实削得符合尺子，最后理论看起来很漂亮，解释中国问题却越来越费劲。

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巨大而丰富的实践场景。超大规模人口治理、快速城市化、乡村振兴、基层社区建设、数字经济发展，这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难得的富矿。

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社会科学，应当从中国实践中寻找问题，从人民生活中寻找答案，再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而不是在几个概念之间反复“倒腾”。

因此，刘建军这番话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许并不是给社会科学下一个“有用”或者“无用”的判决，而是逼着学术界重新回答一个简单问题：一项研究除了让作者多一篇论文、多一个项目之外，到底还给国家、社会和知识留下了什么？

能解释现实，能贡献新知识，能服务治理，能帮助社会少走弯路，这样的研究当然有价值。反过来，只把几个概念重新排列组合，即使包装得再精致，也很难因为盖着“学术”两个字就自动变得重要。

中国不缺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更不缺规模宏大的社会实践。真正需要“缩水”的，与其说是社会科学，不如说是学术泡沫、重复生产和为了评价指标而制造出来的无效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