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之后，中国在十年之内，是如何秋后算账的呢？

1998年5月雅加达等地发生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后，中国政府的反应以外交交涉为主。
1998年7月14日，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公开表态，对印尼华人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
同年8月，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已向印尼外长提出交涉，要求保护华裔族群安全。《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敦促印尼政府惩处暴徒。中方还在联合国人权场合多次发言，要求印尼独立调查。
但这些动作受制于现实条件。
绝大多数在印尼的华人已是印尼公民，中国在国际法层面缺乏直接干预的依据。
关于“派军舰撤侨”的说法，在可查证的官方史料中找不到支撑。
中国驻印尼使馆当时确实协助了部分希望离开的华人，但规模有限，与网络上流传的“大规模撤侨”叙事差距较大。
此后十年间，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走的是一条以经贸合作为主轴、以区域战略互动为辅助的路径。
其中东帝汶问题是一个关键节点。
1999年8月，东帝汶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印尼。
2002年5月20日正式恢复独立，中国当天即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最早承认东帝汶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
东帝汶独立对印尼领土完整构成实质性冲击，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迅速行动，客观上在双边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外交上的平衡。
与东帝汶形成对照的是亚齐问题。
亚齐是印尼最西端长期存在分离主义运动的省份，1999年前后独立呼声一度高涨。
但在1999年11月于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峰会上，中国与其他与会国家一道，明确表示支持印尼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不支持亚齐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这表明中国在对待印尼领土完整的问题上，采取的是有选择性的立场：东帝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托管的法理基础，而亚齐被归入印尼内政范畴，中方选择站在印尼中央政府一边。
真正塑造此后十年中印尼关系主线的，是经贸合作。
两国自1990年8月恢复外交关系后，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11.8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34.8亿美元，十四年增长十倍以上。2003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
投资的增长同样明显，截至2004年底，印尼累计在华实际投资13.7亿美元，中国也开始将印尼作为对外投资重点目的地之一。
2005年4月，咱们与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签署《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宣言中明确写道，中国支持印尼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印尼则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这份文件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和民间交往四个方向上为两国关系设定了框架。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逐步松动。
2000年，总统瓦希德宣布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可以保持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华族使用中文和庆祝传统节日解禁。
2003年春节正式成为全国公共假日。
2006年印尼颁布新《国籍法》，取消了针对华族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条款。
这些变化并非中国外交施压的直接产物，而是印尼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华族社群自身争取权利与政治精英调整族群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顾这十年，中国对印尼的策略不是以牙还牙的“算账”，而是一种更接近战略经营的思路。
事件发生后，中方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了立场，但避免将双边关系推向对抗。
随后以东帝汶问题为节点，中方在区域外交中获得了更多互动筹码，同时在亚齐问题上明确支持印尼领土完整，以此换取印尼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对等立场。
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持续动力。
到2005年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时，中印尼关系已经完成了从事件后的冷淡期向全面合作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