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袁隆平把申请一千万科研经费的报告递了上去，李鹏当场签字批了。一年后，李鹏却笑着问：“你咋不多报两千万？”

1994年12月，长沙郊外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子里只有一栋光秃秃的办公楼。

省里每年拨给研究中心的科研费和人头费，拢共60万元。一百多号人的工资都发不利索，科研人员看不到前途，一拨接一拨往外走。副主任谢长江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用了四个字形容：让人绝望。

那阵子正是两系法杂交水稻攻关最要命的时候，三系法虽然已经在田里用了快二十年，但工序繁琐、制种成本高，增产的劲儿已经快到顶了。

袁隆平心里清楚，要再往上走一步，必须把两系法啃下来。可要啃下来，光温敏不育系的稳定性这道坎就得用真金白银填——人工气候室要建，多省试验基地要铺，基因检测设备要添。

说白了，就是缺钱。

1994年12月17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研究中心考察。袁隆平做完汇报，还没来得及开口提钱的事，李鹏先说了话：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一定帮助解决。

袁隆平把准备好的报告递了上去。

这份报告是谢长江头天晚上连夜起草的，他手里的钢笔悬了半天才落下去，心里盘算过，要把两系法的核心试验全面铺开，少说也得一千五百万，可他不敢写这个数。九十年代初，农业科研项目能批几百万就算不错了，一千万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他咬咬牙，写下一千万，袁隆平看了一遍，没多说，只点点头：就按这个报。

身边有人劝他，总理难得来一趟，多报点，万一批了呢。袁隆平摇头，搞科研要多少报多少，国家钱也不宽裕。

汇报的时候，袁隆平没讲客套话，摊开试验数据，一项一项说清楚两系法卡在哪里、一千万具体花在什么地方、最终能出什么成果。李鹏听完，拿起报告扫了一遍，提笔签了字。

他转头跟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袁隆平的项目不用怀疑，他要一千万，肯定是只少不多，这么多年从来没浪费过国家一分钱。

这笔钱落地之后，研究中心变了样，科研楼、分子育种实验楼、培训楼、人工气候室、玻璃温室陆续建起来，大中型精密仪器添置了两百多台件。1995年，在原有基础上，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袁隆平任主任。

同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关键技术全面突破，不育系稳定性难题被解决，首批品种在湖南、湖北大面积试种，比三系法每亩增产一百多斤，制种成本还降了两成。

1995年，李鹏再次见到袁隆平，握着他的手笑着问了一句：老袁，你上次报一千万，我看你是报少了。这么大的成果，你咋不多报两千万？

袁隆平也笑了，语气还是那样实在：够花就行。钱多了也没用，都用在稻子上就行。

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有一层意思很多人后来才品出来。

李鹏的秘书曾私下跟袁隆平说过，头天开会讨论的经费额度其实是三千万，袁隆平只报了一千万，上面根本不会嫌多。一个科学家开口只要实际需要的数目，一个总理嫌他报得太少，这种事放在今天听来几乎不像真的。

但袁隆平一直就是这样的人，各种奖金加起来几千万，他大部分捐了出去——捐给教育，捐给农业项目，捐给扶贫基金。自己住的房子普普通通，穿的衣服随随便便，吃饭更是简单得很。他不是装穷，是真不在乎这些。

回头看，那一千万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研究团队从连工资都凑不齐的窘境里走出来，是一个国家级工程中心从图纸变成现实，是两系法杂交水稻从实验室走进千千万万亩稻田。

后来朱镕基总理继续以总理基金专项支持超级杂交稻选育，亩产从七百公斤一路冲到八百公斤、九百公斤。从1976年到1999年，全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5亿亩，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1994年冬天，一个科学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他觉得刚刚好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