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沈醉带妻子参加宴会，戴笠却盯着他妻子看个不停，沈醉一惊，回去就对妻子说：“戴老板出现的场合，你不要露面！”

粟燕萍点了点头，第二天就把颜色鲜亮的旗袍收进箱底，只找出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穿在身上。她没有多问，沈醉也没有解释，两个人都明白，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夫妻提醒。

问题来了，沈醉为什么不直接把妻子送走？

直接离开太容易引人注意，越是仓促，越像是在躲什么。于是他绕路去了邮局，给在昆明的连襟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速病，催归。

三天后，昆明来的电报到了。沈醉拿着电报走进戴笠办公室，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愁容，说内人母亲突然病重，想回去看一眼。

戴笠扫了一眼电报，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问准备请多久的假。沈醉低下头，说现在路上不太平，来回耽搁，恐怕得一两个月。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普通。那时候战事没有结束，西南交通本来就不稳定，从重庆到昆明，路上遇到延误并不奇怪，一两个月也不会显得太夸张。

戴笠点头同意，还说孝道不能拦。沈醉没有多说，转身离开办公室。

粟燕萍走的那天，沈醉亲自把她送到江边。船离岸后，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军统总部三楼的档案室。

他调出最近半年和昆明有关的人员往来记录，一页一页慢慢翻。表面上像是在查旧事，实际上却在等一个结果。

一个小时后，戴笠的副官也进了档案室。两个人在狭窄过道里碰面，副官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沈处长也在这里，真巧。

沈醉也笑，说是巧，自己只是查点旧事。

这次碰面，让他确认了一件事，粟燕萍去昆明，并不等于真正安全。戴笠的人同样在关注相关信息，昆明很可能只是暂时离开重庆，不能算彻底脱身。

接着，沈醉又做了一步更冒险的安排。

他通过黑市关系，找到一名跑滇缅线的马帮头子，塞了一笔钱，请对方把粟燕萍从昆明转移到更偏远的大理乡下。

滇缅线上的马帮熟悉山路，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落脚，哪些地方不必留下正式记录，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关系比一张公开车票更适合隐蔽转移。

昆明的住处很快退掉，只留下一个接收信件的联络点。沈醉给妻子的信里，没有提戴笠一个字，只说母亲需要安静养病，最好在清幽地方住一段时间，家用会按月汇过去，让她不要挂念。

这封信看起来平淡，真正作用却是把两个人之间的危险话题全部藏了起来。粟燕萍知道得越少，日后被人追问时，就越不容易说错话。

沈醉也没有停在原地等消息。

粟燕萍在大理安顿下来后，他主动接下几桩棘手的西南情报整合工作，频繁往返贵阳、桂林，把自己从重庆总部的人际圈里慢慢抽开。

每次回重庆述职，他都故意穿一身旧制服，身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反复强调前线事务繁杂，自己根本顾不上家事。戴笠问起妻子，他还是那套说法，内人在昆明侍奉病母，自己也是分身乏术。

他一边把妻子藏远，一边把自己装得更忙。这样做的好处是，所有行动都能解释成工作安排，没人能轻易指出其中的异常。

戴笠真的不在意了吗？

1944年初，沈醉手下一个负责监听的小组长，突然被调去培训科。名义上像是岗位调整，实际上多少带着降温意味。

沈醉当晚约他喝酒，对方喝多后说漏了嘴，上周有人在老板秘书室打听过沈太太在昆明的住址。

沈醉听完，脸色没有变化，只是把酒给他添满，让他继续喝。第二天，他就以加强一线情报能力为理由，申请把整个监听小组外派到河南前线。

报告里列了许多听起来合理的原因，戴笠很快批了下来，似乎没有继续追问。

从重庆到河南，是把自己的人和工作一起推离核心圈层，从昆明到大理，则是把家属从公开视线里藏起来。一个动作放在工作上，一个动作放在家庭上，沈醉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尽量减少和戴笠的直接交集。

抗战胜利前夕，沈醉得知戴笠常驻南京，这才托人给大理送信，让粟燕萍启程回重庆。

她回来那天下着细雨，沈醉没有让别人去接，自己叫了一辆黄包车等在码头。粟燕萍下车时，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藤箱。

沈醉接过箱子，低声说，都过去了。

粟燕萍看了他一眼，只轻轻应了一声。

这段经历里，戴笠到底有没有明确打算，外界很难完全还原。能确定的是，沈醉把那道目光当成了风险，而且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侥幸上。

戴笠死讯传来的那天晚上，沈醉在书房烧掉了和那段日子有关的纸片。地图背面的转移路线，马帮头子的代号，还有几封写着暗语的家书，一张一张投入火中。

那些东西烧掉，至少能减少留下线索的可能。可他最后烧掉的，却是一张全家福，那是粟燕萍去昆明前拍下的照片。

照片不是情报，甚至算不上证据，可它和那段日子绑在一起。沈醉拿着看了很久，才点燃照片一角，看着画面慢慢卷曲，变黑，最后化成灰，混进其他纸片的余烬里。

为什么连全家福也要烧？

也许他想处理的，不只是几条路线和几个暗号，还有那段始终不能公开说出口的恐惧。到了最后，照片和纸片一样，都不能再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