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曾经的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与第二任丈夫钟贤道。苏杭本来就是出美女的地方，而王映霞又被称誉为杭州第一美女，可是年轻时的王映霞颜值极高。尤其白皙的皮肤更是无人可比，因此被誉为荸荠白，因其皮肤像荸荠一样白净细腻。当时，所谓流行才子与佳人组合。三十一岁的才子郁达夫疯狂追求十九岁的王映霞。一年后，两人在上海结婚，轰动一时。婚前的对婚后的一切美好期盼都随着倾注到实际生活中变成了性格不合，绯闻不断。两人的婚姻持续十二年，终难再继续下去。一九四零年，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正式离婚。王孤身辗转回到重庆，满身感情创伤，一心只求一份安稳踏实的世俗婚姻，不再追求才子式轰轰烈烈的爱情。

离了婚的王映霞，那时候还不到三十三岁，搁现在看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单身女人拖着过往一身的八卦和伤痕，从南洋绕了一大圈回到大后方，心里的滋味恐怕比重庆的雾还浓稠。她住进简陋的宿舍，白天在机关里抄抄写写，夜里点着油灯，听着防空警报偶尔拉响，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这辈子再不要跟“才子”两个字沾边。才子有什么用？写得出情诗，也写得出怒骂；送得来鲜花，也甩得来耳光。郁达夫那十二年的婚姻，头几年是所有人眼里的神仙眷侣，后几年活脱脱演成了一出闹剧——他怀疑她跟别的男人有染，她在报纸上回击他神经质；他把家庭私事写成文章发表，她把他的衣物扔出门外。两个人像是互相拿着放大镜，专挑对方最疼的地方照。

王映霞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挺实在的话，她说郁达夫的爱太浓烈，浓烈到像辣椒水，泼上来时火辣辣，过后皮肤底下全是灼伤。这话我读到的时候心里一颤，多少年轻姑娘不就被那股子“非你不可”的疯劲儿打动么？十九岁的王映霞大概也以为，一个男人肯为你写几百封情书、肯在雨夜里站一整夜，那必定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可婚姻这回事，恰恰最不讲“轰动”，它讲究的是碗筷碰碗筷的日常，是你挤牙膏我从中间挤、你睡觉打呼我失眠的那种细碎磨人。郁达夫偏偏是那种把才华当燃料的人，燃烧起来照亮半个文坛，可靠近了烤得你皮肤发干。而王映霞呢，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骨子里要的是被宠、被护、被稳稳当当地安置着，她才不要做什么缪斯女神，她只想做自家院子里浇花的太太。

所以当她遇见钟贤道，那个在重庆航运界做事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说话慢条斯理，请她吃饭只点家常的回锅肉和炒青菜，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一把结实的油布伞——她说那次重庆下暴雨，钟贤道撑着伞在码头等她下班，自己半边肩膀湿透了，伞面全倾向她那边。就这一把伞，比郁达夫那一箱子的手稿都管用。钟贤道从不问她过去那些轰轰烈烈的旧事，也不在乎报纸上怎么编排她，他只问：“今天食堂的菜合不合口味？要不要我煮点粥？” 一九四二年他们结婚，婚礼办得低调，请了几桌熟人，王映霞穿了一身素色旗袍，没有白纱，没有花轿，但她笑得比第一次结婚时踏实。

我常常想，人们总爱惋惜“才子佳人”的破灭，好像非得把故事续成《浮生六记》才算圆满。可谁问过王映霞自己乐不乐意？她后半生跟着钟贤道辗转上海、杭州，生了孩子，养鸡种菜，文革时挨批斗，钟贤道替她挡在前面，回来还偷偷给她煮红糖鸡蛋。她活到了九十二岁，晚年有人提起郁达夫，她摆摆手说：“那都是年轻时不懂事。”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重得很。它把所有的浪漫、背叛、眼泪、纠缠全归在了“不懂事”三个字里——不是郁达夫不好，也不是她王映霞薄情，是那个年纪的她和他，压根儿没弄明白婚姻不是写诗，诗可以改到满意为止，日子改不了，每一笔落下去都是墨迹。

现在回过头看，王映霞的选择其实是那个时代女性少有的清醒。她没有像阮玲玉那样被流言吞没，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把爱当成宗教来供奉，她务实得近乎冷酷：既然烫手的爱情端不住，那就换一碗温热的白粥。你说她世俗也好，现实也罢，可正是这份“世俗”，让她在战乱、贫困、政治运动里活成了最后笑着说话的那个人。她的皮肤早不叫“荸荠白”了，老了有皱纹有斑，但那双眼睛是安定的，没有怨也没有悔。

所以别把“杭州第一美女”的标签贴得太神圣，美貌给她带来的，不过是一张更贵的入场券，至于戏怎么唱，最终靠的还是自个儿的脚力。她这辈子最漂亮的一步，不是十九岁答应郁达夫的求婚，而是三十三岁那年，自己拎着箱子走出码头，走进钟贤道那把朴素的伞底下。好看的脸蛋终归会旧，但挑男人的眼光和过日子的心劲儿，才是真正耐用的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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