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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恒大供应商邹先华说,1992年许老板任舞钢车间主任时,私自倒卖废钢边角料后被厂

原恒大供应商邹先华说,1992年许老板任舞钢车间主任时,私自倒卖废钢边角料后被厂里直接开除,成了舞钢厂轰动性的人物。不过他当时私自处置变卖获得的款项自己分文未拿,全部拿来分给车间工人当福利了。也因此获得了员工的同情和后来部分员工的跟随。

许家印早年在舞阳钢铁公司做车间主任时,曾因一件事轰动全厂。

1992年,他私自把车间里的废钢边角料卖掉,事情被发现后,厂里直接将他开除。按规章看,固定资产不能由个人自行处置,这个处理并不难理解。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据原恒大供应商邹先华回忆,那笔钱许家印一分没留,全拿去给车间工人发福利。工人得了实惠,也对他产生了同情,后来还有一些人跟着他闯荡。

这件事很像许家印后来人生的缩影,他知道怎么让人愿意跟着自己,也习惯用结果证明自己的做法。问题在于,结果好,就能替代规矩吗?

许家印1982年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随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热处理车间,从普通工人做起。仅仅一年,他就升任车间主任,而且一干就是10年。

10年车间经历,让他积累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样是凝聚身边人的本事。可在很多企业里,能力强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流程,尤其当个人判断和公司制度发生冲突时,风险往往已经埋下了。

被舞钢开除后,许家印带着大约2万元存款去了深圳,进入当时名气正盛的某达集团地产公司。他从业务员做起,很快成为项目经理,凭借项目运作能力,给公司创造了数亿元利润。

按照邹先华的说法,老板不愿意给他50万元奖金,这成了他离职创业的重要导火索。后来,他创办恒大地产,赶上房地产快速扩张的阶段,公司规模迅速做大。

恒大高光时期,最容易让人记住的不是办公楼有多豪华,而是它对合作方和普通员工的态度。

2012年,恒大给保安开出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很有吸引力。对工程承包商和供应商,恒大也愿意给出额外收益,尤其是那些先垫资做工程的承包商,往往能拿到额外回报。

这套做法在当年很有效。承包商先把钱和资源投入项目,恒大再通过销售回款和后续结算维持运转。说白了,这既是合作,也是信用交换。那时不少企业公开表示,别的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不愿收,恒大的可以收。

为什么?因为大家相信恒大能继续扩张,也相信许家印会照顾合作伙伴。

后来恒大做冰泉、粮油、乳业等业务,一些合作商也愿意配合采购。买谁的产品都是买,买恒大的,还可能增加合作机会,这种人情和利益绑在一起,形成了很强的组织动员力。

许家印在公司做大之后,仍然喜欢和普通员工吃饭喝酒聊天。舞钢时期的老同事,早年在某达集团时的下属,还有家乡亲友,不少人后来进入恒大工作。只要是熟人来投奔,他往往都会想办法安排。

这种风格让他拥有了一支忠诚度很高的队伍,也让恒大在扩张期跑得很快。可企业不是一个村庄,也不是一桌酒席,规模小的时候靠个人信用能解决问题,规模大到数万亿元资产时,靠什么约束决策?

恒大的风险,不能只归结为一个人不守规矩。房地产行业本身就高度依赖销售回款、银行融资、信托资金和供应商垫资,房价预期变化,融资收紧,项目销售放慢,原本顺畅的资金链就会受到冲击。

2021年恒大流动性危机公开化,供应商、购房者和金融机构同时承受压力,恒大冰泉等多元业务也没有改变主业资金紧张的局面。2024年,香港高等法院作出恒大清盘命令,事情从企业危机走到了司法处置阶段。

行业里的变化也说明,这不是恒大一家的问题。2021年,中国幸福集团等房企出现债务违约,2023年碧桂园也陷入债务压力,房地产下行让许多过去依靠高周转和融资扩张的公司重新面对现金流问题。

差别在于,有的企业更早收缩项目、降低负债,代价是增长慢一些,有的企业还在继续扩张,等到销售和融资同时转弱,调整空间就会小很多。

所以,许家印的故事不能简单讲成一个草根逆袭,也不能只讲成一个企业家的失败。他确实有能力,能用很短时间从普通员工做到车间主任,也能从业务员做到地产项目负责人,更能把供应商、承包商和员工组织到一起。

但同一套性格里,也藏着另一面。他在舞钢私自处置废钢,是为了给工人谋福利,可流程被绕开了。后来在企业经营中,如果仍把个人判断放在制度之上,规模越大,决策一旦出错,影响就越广。

真正关键的不是会不会笼络人心,而是能不能把个人信用变成透明制度,把兄弟义气变成合同规则,把快速扩张变成可持续经营。

人情可以帮企业赢得第一批伙伴,利益可以推动企业快速增长,只有制度才能让一家大公司在创始人判断失误时,仍然有机会停下来纠偏。

许家印早年那次被开除,或许已经提醒过他,能力能够打开局面,规矩才决定企业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