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9 日，日本众议员伊佐进一对外说明了一件事：现在中日关系，已经落到 1972 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最差水平。

使馆书记官和中国国内各省市的联络渠道，全部切断。政府、经贸、人文，多个领域的交流已经停摆。

这番话分量不轻。伊佐进一曾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担任一等书记官，对中日外交沟通的实际运转并不陌生。

他此次公开发声，主要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推动超党派议员团访问中国。在他看来，再大的分歧也得有人坐下来谈，否则误判会越来越多，最后受损的还是两国利益。

中日关系为什么会跌到这一步？表面上看，是一次涉台言论引发的外交风波，往深处看，则是日方近年来在台湾问题、军事安全和对华战略认知上不断越线的结果。

2025 年 11 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把所谓 “台湾有事” 与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存亡危机事态” 联系起来。

这个说法不是普通议员在电视节目里随口一聊，而是日本现任领导人把台海问题同日本军事介入机制挂了钩。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写得清清楚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如今，日本一边说遵守联合声明，一边又讨论什么情况下能够军事介入台海，这就好比嘴上说不碰红线，脚却已经踩上去试软硬。中国当然不可能装作没看见。

中方随后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为恢复正常交流创造条件。2026 年 3 月，王毅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把话说得很直接：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

到了 7 月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中方明确表示，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高层接触降温，工作层沟通不畅，地方、青年和文化交流受到波及，关系的寒意已经从政治层面向社会层面扩散。

经贸领域同样出现压力。中国先是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和用途出口管制，随后又分批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

但这里必须看清，中国限制的重点是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和特定实体，并不是把正常中日贸易一刀切。中国商务部也明确表示，相关措施不影响正常经贸往来，守法经营的日本企业不用担心。

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反制是有边界的，针对的是安全风险，不是为了情绪化地 “关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既有必要，也有分寸。

日本真正应该着急的，是政治冒险正在不断抬高经济成本。2024 年中日货物贸易额仍超过 3000 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日本的汽车、化工材料、半导体设备和精密机械企业，与中国市场及供应链深度相连。政治人物在台上喊几句口号很容易，企业要承担的却是真金白银的订单、投资和成本。

想享受中国市场的红利，又想配合外部势力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试探，这种算盘看起来打得很响，实际上账本很可能先冒烟。

人员往来也已经受影响。2025 年 11 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门提醒中国游客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原因不仅包括针对中国公民案件多发，也包括日本领导人的涉台挑衅严重恶化人员交流氛围。

游客减少、留学和地方往来降温，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不是政治家，而是航空、酒店、零售、餐饮和教育机构。

伊佐进一还提到偶发冲突风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当外交沟通渠道不畅，而东海海空活动又比较频繁时，一个动作被误读、一次警告没有及时传递，都可能把普通摩擦放大成政治事件。越是在关系低谷，越需要危机管控机制保持运转。

因此，我认为议员访华本身可以有，但 “对话” 绝不能被包装成让中国后退。

来北京交流，不是拍拍合影、吃顿饭就算完成任务，而是应该把几个根本问题说清楚：日本是否真正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否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军事介入空间？是否愿意约束日本国内越来越危险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军事扩张冲动？

中国从来没有拒绝正常交往，但任何交往都必须建立在尊重主权、遵守承诺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能够实现，靠的正是对历史和台湾问题作出明确政治安排。如今想修复关系，也绕不开这个根基。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搬不走，也躲不开。关系跌到低谷，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但造成低谷的责任不能含糊。

日本若真想恢复政府、经贸和人文交流，就不能只呼吁中国 “保持沟通”，而应首先纠正破坏政治基础的言行。

说到底，中国的大门并没有锁死，钥匙也不神秘。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轨道，很多沟通自然能够重新启动。否则，一边制造麻烦，一边抱怨关系太冷，多少有点像自己把窗户砸了，又怪冬天的风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