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8日下午，山东寿光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一个中年男子终于放弃了抵抗。此人化名“乔坤”，自称济南商埠开小饭馆的，却被审讯干事王洪涛看出破绽：脉搏正常，根本不像有病；说不出饭馆字号；与同行者口径不一。更关键的是，他的随从乔玉龙从衣服袋内掏出一把雪白的洋手纸——这种纸在当时绝非普通商人能用得起。几番盘问之下，此人长叹一声：“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
王耀武被俘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见陈毅。

王耀武与陈毅的交集，始于两年前的济南。
1946年3月1日，国共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飞抵济南视察。
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从临沂飞往济南迎接。作为东道主，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设宴招待。据《陈毅传》记载，两人在济南期间“来去常常同乘一辆卧车”，关系并不僵硬。
席间，陈毅放下酒杯，直视王耀武：“济南贵方报纸大肆吹嘘说‘山东国军对付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这是真的吗？”
王耀武表情尴尬，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
陈毅接着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的报纸总是什么‘土匪’长‘土匪’短的，都是王婆卖瓜的那一套。”
王耀武没有恼怒，反而坦言：“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一一列举：一是共产党方面还读书，高级长官常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却无人念书，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群众关系好；三是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
陈毅也自揭其短：读书没止境；与老百姓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的关系便搞不好；军队装备差。王耀武还对陈毅表示，国内战乱多年，他作为军人，也是愿和平，不愿打的。

这场对话的含金量在于，它发生在一个极其微妙的节点。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双方表面上还在和谈，但山东境内的军事摩擦已日趋激烈。王耀武身为国民党在山东的最高军政长官，却对陈毅直言“那是吹牛皮的”，并毫不避讳地承认国民党内部“吹牛拍马”成风。
两年后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爆发。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统一指挥，仅八天八夜便攻破城防。城破之前，王耀武在大明湖成仁祠旁的临时指挥部，对残余部下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
王耀武说：“我们校官以上的军人，都有校长给的一把短剑，上面刻着‘成功’和‘成仁’二字。意在让我们作战时一定要死战，不成功便成仁。所以那天我一看到这里‘成仁祠’三个字，立刻就觉得犯了‘忌’。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在十倍于我们的重兵之下，已经苦战了8天，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无愧于心。这是内战，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因此，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
与此同时，他下令释放城内监狱中关押的200余名政治犯和战俘，发放路费，派人护送出城；并疏散城内百姓，尽量减少无辜伤亡。
9月24日，王耀武从城北秘密通道出逃，化装成商人，带卫士向青岛方向逃窜。9月28日行至寿光县张建桥时，被当地民兵盘查。民兵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发现这行人说话不是济南口音，形迹可疑，便将他们扣留送到县公安局。
审讯股长王登仁逐个盘问，发现自称“乔坤”的王耀武脸上的皮肤上部很白，很像长期戴军帽留下的痕迹；且其卫士递上的雪白洋手纸，绝非普通商人所用。
王耀武见无法隐瞒，只得承认身份，随后被押送到昌潍特区司令部，9月30日转交华东军区。
王耀武被押解到华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益都后，数次提出想见陈毅。他不知道的是，1948年5月，陈毅已调任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此时人在河南宝丰，正忙于筹划淮海战役，根本不在山东。
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陈毅接见了他。王耀武向舒同表示，自己生活俭朴，不嫖娼，不喝酒，不抽烟，希望能学习新知识，多看点书。他还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国民党腐败严重，纪律废弛，民心尽失，战争失败在所难免。
济南解放后，华东野战军搜查了王耀武住宅，发现这位国民党封疆大吏家中竟无余财，唯有两台美式拖拉机。王耀武解释，这是准备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回乡务农用的。
此后，王耀武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被管理所指定为学习委员，负责汇总各学习小组的情况向管理所汇报，在战犯中颇具威信。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王耀武名列其中。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接见了首批特赦人员，王耀武在列，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陪同接见。
这是陈毅与王耀武自1946年济南一别后，时隔近十四年的再次见面。
十三年前，两人在饭桌上互相试探；十三年后，一个是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个是刚刚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