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入狱的地下党员邱世毅，三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凑到叛徒姚茂良身边低声说：“你出去后，赶紧把信送给组织。”

这话搁在平时，说给一个出卖自己的叛徒听，谁信？可邱世毅偏偏就这么干了，而且干了三次。

邱世毅是江苏扬州人，1923年生，家里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祖父留过学，父亲上过北大，母亲虽说后来日子过得紧巴，但骨子里是个有见识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底子，搁在那年头，本该安安稳稳念书过日子。可邱世毅十几岁就跑去参加了新四军，十六岁入党，十八岁就被派去潜伏在汪伪部队里头当情报参谋。这人瘦瘦的，不爱说话，表面上看就是个文弱书生，可谁能想到，他一个人顶得上一支部队，三垛河口伏击战那一仗，要不是他冒死把日伪军的作战计划送出来，新四军上哪儿去歼灭那一千八百多号敌人？

就是这么一个在敌营里周旋了好几年的老手，1947年5月栽在了自己人手上。那天他穿着国军军服，提着装情报的箱子坐上火车去镇江接头。一上车就觉着不对劲，各车厢都有神色鬼祟的人盯着他。他找机会把藏了情报的牙膏管扔出窗外，可还是被围上来的人摁住了。押进监狱一瞧，好嘛，姚茂良就蹲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不敢看他。这下全明白了：接头人叛了，自己是让人家卖了。

说实话，换谁处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一反应都是恨。恨这个叛徒把大家伙儿全卖了。可邱世毅不是一般人，这人十几岁就在刀尖上过日子，什么场面没见过？他脑子里转的不是恨，是事儿。敌人想让姚茂良以交通员的身份回组织去，假装一切正常，趁机把名单上的人一网打尽。邱世毅心里清楚：名单上那些人，全是和自己一样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一旦暴露，命就没了。

可他也看出来了，姚茂良不是铁了心要当汉奸的那种人。这人扛不住刑，招了，但招完之后那股子心虚和愧疚，藏都藏不住。邱世毅心里那个念头就这么冒出来了：既然敌人让姚茂良回去，那能不能让姚茂良把消息带回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监狱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线，你总不能大大咧咧拉着叛徒说“兄弟咱俩聊聊”。邱世毅就盯上了上厕所那点儿空档。一天里头人总要上厕所，犯人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但厕所里头好歹是个相对私密的地方。邱世毅第一次凑过去的时候，压着嗓子说了那句“你出去后，赶紧把信送给组织”。姚茂良愣住了，没吭声。

第二次，邱世毅又凑过去了，还是那话。这回姚茂良的眼神变了变，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第三次。邱世毅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敌人随时可能把他转移走，也可能改变主意不让姚茂良出去了。他凑到姚茂良耳边，声音低得几乎只有气：“你出去后，赶紧把信送给组织。名单上的人要是出了事，你手上沾的血，这辈子洗不干净。”

这话戳中了姚茂良。邱世毅看人看得准，这人不是不怕死，可他怕的是后半辈子活在自个儿的良心底下。姚茂良点了头。

邱世毅赶紧把真实情况写下来，塞进牙膏管里。敌人以为那是他们让写的假情报，乐呵呵地把姚茂良放了出去。姚茂良一出去，照着邱世毅交代的，先寄了信给组织里的人，随后回去做了认罪汇报。组织立刻安排名单上的人员撤离。等国民党特务兴冲冲跑去抓人的时候，一个人影都没捞着。

敌人气疯了，把所有火都撒在邱世毅身上。可这人从头到尾没吭一声。1949年4月，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夜，邱世毅在宋公园被杀害，那年他才26岁。

回头看这件事，最让人唏嘘的不是邱世毅的牺牲，那个年代牺牲的人太多了。让人唏嘘的是他那种清醒。明明自己已经身陷绝境，马上要死的人了，想的却还是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怎么保住更多的人。敌人以为抓了个“大鱼”，以为能顺着这条线把整个地下网络一锅端。可他们没想到，这条“大鱼”在网里还能反手把网撕开一道口子。更让人感慨的是他对人的判断，姚茂良这种人，搁在今天随便哪个单位里可能就是那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同事，扛不住压力就撂挑子。邱世毅恨他吗？肯定恨。可恨完了之后，他选择信任这个人能回头。这种信任不是天真，是他从姚茂良的眼神和举止里读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一时懦弱，但只要骨子里的良知没死透，就有可能被唤醒。

有人说邱世毅这是“将计就计”。我觉得不光是“计”的事儿，这是一个人在最绝望的环境里，依然选择相信人性里那点儿光亮。26岁的人，搁现在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可人家已经在敌营里潜伏了好几年，在监狱里把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从容赴死。他写在香烟壳上的绝笔信，他母亲等到扬州解放都没能等到儿子回来，这些细节搁在今天想起来，还是让人心里发紧。

历史书上写“某某烈士牺牲”往往就是一行字。可这行字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样的境地里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邱世毅的选择告诉我们：人在绝境里能做的事情，比想象中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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