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之初，在上海潜伏12年的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第一时间把全套30册城市接管情报完整地移交给军管会。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街头的枪声停了，可对接管人员来说，另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上海不是普通城市。数百万人每天要用水、用电、坐车、买粮，工厂需要原料，医院不能停诊，码头和铁路必须保持畅通。哪怕一个关键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成千上万户人家的生活。
进入这样一座结构复杂的大城市，光有人手还不够。接管人员必须知道机关设在哪里，工厂由谁管理，电话、电力和供水系统怎么运行，仓库里存着什么，哪些设备需要立即保护。
张承宗交出的那套材料，解决的正是这些难题。
从1937年前后开始，张承宗就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到1949年，前后约有12年。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他担任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各系统的地下组织，迎接城市解放。
张承宗很早便意识到，上海解放不能只考虑怎样打进来，还要考虑进城以后怎样管理。城市一旦失去秩序，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少数机构，而是每天靠工资、买菜和乘车生活的普通市民。
因此，在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把调查城市情况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分布在工厂、银行、学校、医院、邮电、交通和市政部门的地下党员，利用自己的工作身份，摸清所在单位的基本情况。
电厂职工熟悉机器和线路，码头工人知道仓库与货物的位置，银行职员掌握机构和人员变化，电话局工作人员了解通信网络。每个人调查的范围也许不大，合在一起，却能拼出上海的基本轮廓。
他们要查的不只是单位名称，还包括地址、电话、组织结构、负责人、职工数量、设备状况和物资储备。遇到重要人员调整，材料也要及时补充，尽量避免接管人员拿到过时的信息。
这些调查成果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陆续送出上海，交给有关部门汇总。1949年初，华东局调集人员，对上海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公开出版物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材料进行分类、核对和整理。
编写人员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赶制资料，把政治机构、邮电、交通、电力、警察、工业、金融、医院和社会团体等情况分别装订成册，形成《上海概况》和“上海调查资料”等一整套接管文件。
人们习惯把这批文件概括为30册。它们不像小说里的藏宝图，也没有多少神秘色彩，很多内容只是地址、名字、电话号码和单位关系，可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到了接管时刻便有了实际作用。
接管干部过去没有在上海长期工作，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拿到材料后，他们可以提前了解自己负责的行业，进城后直接找到相关单位，不必站在路口四处打听，更不用从头调查人员和设备。
哪家电厂关系主要供电，哪个仓库储存重要物资，哪些工厂不能停产，哪些档案必须尽快保护，都能从材料中找到线索。接管工作因此从“边走边摸索”，变成了按系统、按单位有序推进。
张承宗领导的地下组织也没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些纸面材料上。解放军进城以前，护厂、护校、护路和保护市政设施的行动已经展开。
工人守着机器和仓库，职员看护账本与档案，铁路员工巡查线路，水电和电话部门尽可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发现有人准备转移设备、毁坏物资，地下组织便设法阻止。
这些行动的目的并不复杂：不能让一座残破、停摆的上海留给人民。
上海解放后，许多工厂能够继续生产，商店照常开门，学校维持教学，水、电、煤气、电话和市内交通没有出现大范围中断。这种平稳局面，既来自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也离不开地下党提前进行的调查和保护。
张承宗把地下组织掌握的情况、行业联系和人员关系与军管会完成对接时，交出的其实不只是一批装订好的文件。那里面还有许多地下党员、工人、职员和学生长期积累的经验。
一张单位人员表，可能帮助接管人员迅速找到熟悉业务的职工；一份设备清单，可以避免机器被拆走或遗失；一幅交通示意图，则能让接管队伍少走许多弯路。
然而，在城市迎来解放的时候，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已经牺牲。
张困斋同样长期战斗在上海的隐蔽战线上。他曾以米店经理的身份掩护地下机关，后来负责中共上海市委秘密电台。电台需要同外界保持联系，每一次发报都伴随着被侦测和追踪的危险。
1949年3月19日，秦鸿钧负责的秘密电台遭到破坏，张困斋随即被捕。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却没有泄露组织机密。
5月7日晚，张困斋与李白、秦鸿钧等12人被押往浦东戚家庙一带杀害。就在20天以后，上海全部解放。他没能亲眼看到胜利，但他守住的通信秘密，保护了仍在城中工作的同志。

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潜伏12年”或“30册情报”这些醒目的数字，而是一种极为扎实的工作方式。接管上海不是简单地换掉几块牌子，而是要保证城市继续运转，让老百姓第二天仍有水用、有车坐、有饭吃。
张承宗和地下党所做的，就是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想到，把散落在各行业的信息一点点收拢起来。胜利到来时，人们看见的是街头迎接解放的队伍，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许多人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