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珠三角广府地区的原住民(广府人)而言，客家人只能算是“外来户”(新移民)。而他们，才是世居于本地的原住民，为“地主”。

所以，为了更好的认识所谓的“客家人”，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珠三角广府地区一带的当地土著，来作个比较。毕竟，“客家人”这称谓，原本就是当地原住民，对明清时从江西、福建等地迁入的新移民，给冠名的称谓，有“外来户”(新移民)的意思。整体而言，“客家人”是移民，“广府人”是土著。

现在定义出来的“广府人”，是什么族群呢？在珠三角一带，他们是世居于此的本地人，还是比客家人迁入更早的北方中原汉族移民？

西方现代分子人类学显示，广府人的母系线粒体DNA（mtDNA）中，南方百越族群特有的遗传标记（如B4、F1a）占比极高，远高于北方汉族。这足以证明，珠三角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血脉主体，从古至今从未断流过→→就是古百越人的直系后裔。

“历代北方汉族移民的注入”，最关键的作用并不是“换种”，而是加快了汉化过程，“换了民族标签”。秦汉设郡县、唐宋移民潮带来了中原的姓氏宗族制度、儒家礼法和汉语。“广府人”的祖先，在延续百越体质和底层习俗（如对水神的崇拜）的同时，通过叠加修族谱、建祠堂等等汉文明，从而使得本地人在文化认同上，基本完成了“脱越向汉”的跃迁。

所以说，世居珠三角广府地区的那一类“广府人”，本质上并不是“北人南迁”，而是“南人北化”。他们最真实的历史脉络是：百越的血肉之躯，穿上了汉文化的衣冠。这也就是为什么“白话”（广州话）里面，既有大量古汉语特征，但又夹杂着百越底层语音词汇的原因。——而这，也就是汉越民族融合，最为鲜活的“活化石”。

对此，深耕广府民俗文化的著名学者曾应枫（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她的视角则要更直白、也更接地气。

她从当地活态的民间信仰和习俗里，找出证据。在她的研究（如《俗话广州》等）中，她更直言，“广府人”其实是“百越人的基底，是地道百越人汉化而来”。而且，论据也很具体：

习俗没变过：“广府人”居住的“蚝壳墙”、爱吃生猛海鲜及“鱼生”的饮食习惯、甚至端午节“扒龙舟”时那种部落式的宗族械斗气氛，都带有浓烈的古越人（骆越、南越）生活底色。

信仰没断过：“广府人”至今，极盛的“龙母诞”、“波罗诞”和“北帝诞”，本质上都不是中原儒家的那一套祖宗崇拜。而是典型的，古百越人“水神崇拜”和“龙蛇图腾”的直系遗留。这些“神”，本是百越本土的古老信俗，只是穿上了汉衣冠，接受了香火朝拜而已。

在曾应枫看来，历代中原汉族移民迁入，人口基数均不占优，最大的作用并不是直接改变了广府人的“种”，而是，带来了北方汉字和宗族制度，让百越人学会了用汉字写族谱、用儒家规矩建祠堂。而这些外来移民，当进入本地百越族群社会后，大多也只能入乡随俗，融入了当地族群社会中。

所以，血，仍是百越的血脉；习俗，也仍是本地百越的魂。只是由于历代北方中原人的大量注入，才披上了一件汉衣冠的“马甲”。曾应枫的观点，直击了本质——“广府人”底色，根植于珠三角南越土著而来。所谓“中原移民后裔”，也只是表层叙事而已。简化总结来说，“广府人”就是不断汉化而成的百越族群。而这套表述，才是史实。